对《北大●五一九》第二集的解说

       对《北大●五一九》第二集的解说

 

                                          王书瑶

 

我并没有垄断对五一九视频的解说，因为我要写回忆录《燕园风雨铸人生》，所以就对五一九运动进行了梳理，后来又受委托收集北大右派名单，这次又全程参加了制作《北大●五一九》的工作，所以对这些视频反应快一些，任何人看了之后，都可以写感想或批评。

 

先对第一集中没有完成的部分继续写。

对谭天荣的“一株毒草”，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他说：

“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

对于当时是年轻的学生的我，对国家是不是有新闻检查制度是不明不白的，但是谭天荣却明明白白地说“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他批评“一切报刊……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这很中肯，但是，它的前提却是由于编辑们的“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无限的愚蠢”，这当然就不一样了，如果编辑们稍许聪明一点，就不会“封锁真理”了。这是不是同他多次投稿不中有关？不然他怎么知道编辑们的“一窍不通”和“无限愚蠢”？

我和多数的物理系的同学，都不能认同他说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这太耸人听闻了，我不知道他作为物理学教授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授这一观点时，他的学生和同事，会有什么反应。

就在五一九运动发生前不久的1957年3月21日，谭天荣给时任北大团委书记石幼珊写过一封信，谈对北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信很长，其中基本贯穿这样的思想：

“大家都知道大学的社会成分严重不纯。绝大多数是非工农子弟，因此在我们同学中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常常淹没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在大学中存在着同样严重的党性不纯”。

“因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即保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

很明显，他认为，似乎学生们如果都来自工农家庭，而不是非工农家庭，“党性”就会纯了。好像这很是左派的口声吧！

幸好，对录取学生时的家庭标准不是由谭天荣掌握的。

这封信是谭天荣自发写的，如此效忠，几个月后，他就成了北大最具代表性的右派，五一九运动中最大的笑话莫过于此了。

我曾同谭天荣因为张元勋是不是被中共委派去做林昭的工作而发生争论，不过了解谭天荣写这封信，却与此无关，了解这封信，是因为我要建立《市民文化学》，计划很宏大，但是也只写了北大的王存心、严仲强、岑超南和这位谭天荣先生，这几个都是物理系的，我还真很看重他，为了这个，我就要查看他们所写的文章，以及别人的文章，不是专对谭天荣的。谭天荣信的原始文件可见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之《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我的这些文章都已发表，有案可稽，不是因为意见不合就揭他的老底，有意抹黑。

我将在最后把谭的信附录下来。

 

在第二集中，特别突出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公开翻译了出来，在此之前，这个报告就在小范围内有所流传，但是影响并不太大，从北大五一九运动开始时大字报都没有涉及它就可以看出。5月25日，数学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把他们的节译稿贴了出来，对此反应最强烈的是王书瑶。

叙述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回到王国乡的一篇大字报“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他在里面说：“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搀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在此之前，我的思想还真是认为我们“解放后”的生活是共产党的恩赐，原因是，在国民党统治后期，民不聊生，在东北，一麻袋纸币，买不了一麻袋高梁米，吃糠嚥菜，“解放后”，我们家的生活逐渐好转，还真是相信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

我相信，王国乡没有读过孟德斯鸠，他是自然的、自发的“天赐人权论”者。自由、人权和民主，这种权利是天赐的，不管是谁在统治，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

在赫鲁晓夫报告出来之前，我相信社会主义是好的，在思想观念上我本能地与共产党格格不入，但是，我还是相信我是有前途的，生活是美好的。

但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却彻底打破了我的幻想，我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经过思考，我写出了“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就是针对斯大林的罪行有感而发的。关于这文章不再讨论，这几年我陆续重复了一些，在网上有“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与跋”，可以参考。

邓小平批判了高度集权，可是他的行为，却说明他是第二大的高度集权者，而且他还极端嗜武，他没有毛的政治号召力，就只能依靠武力，先是对越动武，然后又因为无力用政治手段解决1989年的民运问题，悍然出动军队，屠杀北京市民和学生，造成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惨案。他们的好话没有哪一句是可信的。

现在这个集权的问题更严重了，这个人连邓小平的权威都没有，却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他有形式上最高的集权，但是左右开弓，四面树敌，结果是可虑的。

要反腐，为什么要把要求公示财产的公民抓起来，并且判刑？

 

对王存心我一直是非常崇敬的。

我同我所联系的北大右派一致认为，王存心的力作“利己主义原理”，是整个北大数千张大字报中理论水平最高的一张。

他在“利己主义原理”一文中，对利己主义下了很有经典意义的定义：

“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作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

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之下所做的自主选择，都是利己的，因为它符合他的愿望，这样一来，所有的人就都是利己主义者。只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符合你自己愿望的，他就是利己主义者。

好了，我们原来都是利己主义者了。

最近有一种说法，就是“北大正在把她的学生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不明白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在“精致的利己主义”之外还有一个“粗糙的利己主义”，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精致的”理解为是经过“包装的”，表面上看不出来的？

其实，利己主义者的行为，在后果上，可以分为：利人的利己、损人的利己、利己的利己行为和损己的利己行为，也可能有“中性”的情形，我们不讨论。就是没有精致的和粗糙的之分。

这个“损己的利己行为”不好理解，我们后面再说。

人的绝大多数的利己行为，其后果也是利人的，比如我在夏天买了一只冰棍，这是利己的行为，满足了我的热、渴的需要，但是，这个行为使冰棍的生产厂家和卖它的商家的价值得到实现，可以养家糊口，可以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以这个“买冰棍”的行为，既是利己的，也同时是利人的，这种利人的利己行为，占人类行为的绝大多数，不然，人类社会就不会发展到今天，如果人的行为多数都是损人的，人类社会早就崩溃了。

但是也有许多的利己行为的后果是损人的，比如于建嵘说纳粹，“拆人房子、流人婴儿、奸人妻女，挖人祖坟、掀人摊位、杀人抢尸、贪污腐化、挥霍浪费、卖国求荣、践踏宪法、强制洗脑、谎话连篇、篡改史书、严刑逼供、乱杀无辜、指鹿为马、为虎作伥、焚书坑儒、破坏文物、毁坏森林、污染环境、制造冤案。”好像还没有说“嫖宿幼女、逼良为娼、逼奸学生、卖友求荣”等等，这些行为，正在令社会走向崩溃。

既然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利己的，只是它的后果有利人和损人的区别，那么精致与粗糙又有什么关系和区别呢？“精致”的损人后果固然不好，难道“粗糙”的损人就好吗？世上可曾有过“精致的”利己行为？

现在要讨论“损己的利己行为”了。

这个问题王存心没有讨论过，因为他还没有亲身体验，但是我和所有的右派，——也包括王存心和其他类似的人，

——却有了切身体验，在我写大字报“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时候，我的动机是利己的，因为它是我自己要写的，符合我的愿望，我希望它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但是，它的后果却是对我个人的极端不利，我被开除学籍并且被劳动教养了，这就是“损己的利己主义行为”了。

为此付出最大的代价的是林昭和其他非正常方式死亡的冤魂。

                                            2014-3-11

 

附录

致石幼珊同志

谭天荣

石幼珊同志：

 在我整理速记时，发现我对你们的工作报告真正有一些不同意的地方，你是不是提出了这样三个间题：

 总的来说过去一年北大青年团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到底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北大青年团员们倒（到）底进步了还是落后了，今后北大青年团的工作方针到底是什么，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说你并没有明确的回答这三个问题，不过因为你仔细地分析过这些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在你的分析中实际上至少已经作出了以下结论，过去一年我们的思想工作加强了，同时又削弱了，这话怎么说呢？一方面我们进行了关于阶级立场的教育关于艰苦朴素的教育，关于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同时号召向科学进军提倡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及开展了一些羣众文化体育活动，这些工作加强了同学们政治上和学习上的积极性，所以我们的思想工作是绝对地加强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客观形势的激烈变化与迅速发展，同学们的思想问题尖锐起来，并且此任何时候更明朗了，基本羣众向两极分化，由于苏联在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波匈事件和埃及事件我们同学们或者是更加坚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立场，或者发生了立场的根本动摇，由于国内阶级趋于消灭，创造了和平建设的环境，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们同学们或者是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或者是滋长了太平观念，引导到纯技术观点的泛滥（这样点我特别反感）小市民们个人主义公开露面及其它诸如此类的现象在这种极为复杂的  （同时又是简单的）情况下，由于团的领导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羣众路线贯澈（彻）的也不够，所以思想教育工作相对的削弱了，因此在我看来，当前青年团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过去一年青年团一切工作的主要问题。

    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同学们的思想情况到底是前进了还是落后了呢？我们说前进是主要的，但是还存在着严重的落后情况，这总是对的，但是这决不是什么回答，我特别不同意你的以下判断，青年团员们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还不巩固，个别同志甚至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显然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一术语的含意我们的了解是不同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分歧还不仅是术语的问题。在我看来，谁建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至少意味着他在政治上是坚定的，有确定的指导思想支配自己的一切行动，除了共产主义事业以外没有其它打算这种质量我们一般还没有具备，道理很简单，大学生活才四，五年大部分同学是从中学直接考进来的中学生，谈不上什么人生观，而在大学里由于社会成分和党性的严重不纯，所以绝大部分同学没有建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都知道大学的社会成分严重不纯。绝大多数是非工农子弟，因此在我们同学中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常常淹没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在大学中存在着同样严重的党性不纯，在北大取消先进班制度以后同学们否定一切的思想情况再好不过的说明我们一般的还缺乏辩证思维的能力，思想上倾向于唯心论和庸俗化，表现在学习上是惊人的，一知半解和理论脱离实际，由于大学输入的是纯洁扑（朴）实天真无邪的中学生，输出的则是新的领导干部，所以这个问题就格外显得尖锐。由于我们在学校里过分地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我们的思想一般的落后于生活，如果说过去我们的主要危险在于盲目乐观，缺乏阶级斗争观念，那么在波匈事件以后，就同时存在两种危险明显表现在刚走向工作岗位的毕业生身上：在社会上各种传统偏见和截然不同的待人接物方式面前到底怎么办，同学常常到这时候方知生活原来是那么复杂的东西，可是常常由于没有思想准备而使自己也变得世故起来，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了由于我们思想片面以外，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上熟练的共产主义的干部异常缺乏，以致我们存在的一些真正迫待解决而又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常常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是一个原因，这些情况是严重的，所以你昨天对今后工作的期望在我看来是过分乐观的。

 对于今后工作方针问题，我们有着更多的分歧。在我看来，现在提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是两重的，一方面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这就是说集体主义的思想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个人主义的加强，但是个人利益于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则完全不是对抗的（我们这些哲学家们到现在为止还始终不懂得什么是对抗，只有关锋似乎猜到了一点）所以提出了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只会引起混乱，因为不能把个别成员的个人利益与全民的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就不能在和平建设的条件下使青年的基本羣众对社会主义感到兴趣。不了解这一点就什么也不了解，（也许是我作了一年多的个人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才特别敏感）因此在我看来今后的工作方针应该是一方面是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以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坚定性和组织性抵制小市民个人主义倾向的侵蚀，另方面切实地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立场教育与性格教育（我还是坚持这一点）结合起来，恩格斯说只要我们善于辩证的思维，思维过程与历史过程自然过程就会是同一的。因此这种结合的成功有着理论上的保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即保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加强国际主义教育，（这个任务是十分迫切的）保证政治课的教学质量，（这方面的情况十分难以容忍的）因此必须建全制度。保证作到社会主义（疑为“社会活动”——校者）不妨碍学习（这还是要强调的）。此外为了与同学们思想脱离生活、理论脱离实际、认识脱离实践的严重情况展开斗争，为了使每个同学都有一门的宣传才干与组织能力（过去似乎为此就设立一些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以无穷无尽的会议讨论和谈话来“培养”干部）我建议更多的组织具有鲜明革命性的羣众活动（比方说哲学学术讨论和工人，农民、中学生、少先队建立联系，为他们写一些介绍近代科学成就的通俗读物，慰问志愿军和解放军，帮助农民进行生产，和苏联青年联系，和其它院校组织各种比赛和联欢晚会等）并尽量以自己生动的形式争取青年们参加，常常有人说社会活动会妨碍学习。可是没有社会活动光有些书本知识，毕业后还得从头学习又有什么好处呢？所谓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的矛盾，正如其它非对抗性矛盾一样，一方面的削弱就是另方面的削弱，加强任何一方面就得同时加强另外一方面。所以也决不能把社会活动与业务学习对立起来，正如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一样，好吧？你这几天很忙，而我要写还可再写几十页或者是更多些。但是我的速记也没有整理好呢，所以只好暂时搁笔，如果你有时间与我们以后再谈吧。

 青年团员的致敬

                               谭天荣1957.3.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