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4日星期六

欧阳小戎:道不尽的胡石根

             
             欧阳小戎:道不尽的胡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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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值得伤怀的人和事很多,但不包括胡石根。在他面前你很难伤怀起来,哪怕你想着他艰难的身世和满头白发,即便偶有那伤怀之时,那也一定不是为了他。譬如说现在,他正在看守所里,把他拘进看守所的理由是“寻衅滋事”。一个五十九岁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屋里喝茶,会变成“寻衅滋事”?原因是他们喝茶时谈论的内容,和二十五年前那场被官府严令禁言的运动有关。尽管二十五年来官府封杀关于学运的所有消息,做狗的文人们不遗余力地抹黑学运,但二十五年来学运一直为人所爱戴,参与过或者目睹过那场运动的人们回忆起来,无不是美好而打动人心的。学运是一场完全自发的爱国行为,无需甚么笔墨来为她正名。这所谓的“寻衅滋事”,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在中国,拥有和他类似身世的人虽不算多,却也非寥寥,他们浮沉的身世交织出一个时代的命运。尽管在很多人眼中,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为中国的民主所作的牺牲与努力纯属“划不来”,甚至可能被骂为“傻X”,而之于我辈,则永当铭记。
还有许多往事
未能对你倾诉,
可如今
你却身在何方?

冬天何时洗清我们的尘寰,
原野仍在褪色。
那些驶往异乡的舟车,
也载不动我们的往日。

稍事驻足吧
这徘徊中的远行,
已教人分不出足下与前方。
我将再一次远眺,
在遥远,遥远的对岸。



发现和表现美之所在,系作家之天职。然而在一座围绕权势而搭建的城市里,履行这一天职将变得异常艰难。你需要在冷漠无情的城市中充满热情地活着,在黯然无望的城市中饱含希望地活着。所幸,我仍生活在一群热情与希望尤未磨灭者之中,他们在前方牵引着我前行,为这漫长的人生之路点上灯火。

我走下火车,天已经完全黑了,北京城笼盖在一片诡异的色彩中。路灯和来往的车辆交织的光线,令人不由自主生出幻觉来,仿佛你不是走在人行道上,而是走在另一个世界无尽的虚无与迷惘之中。因为你极目可见的一切,无论是人或景致,都与你没有丝毫的瓜葛。冷漠无情的权势,是这里的主宰。与大部分城市不同,在这里很难见到夜间摊贩,成片成片灯火凋敝的所在,随处可见,这里是大人物们的天堂。但这种天堂似的幻觉,也仅仅存在于当他们面对黎民百姓之时;在他们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会是另一重地狱,传说中青帮和黑手党之间的相互倾轧,之于他们不过小巫见大巫。他们的幸福时光并不很多,因为他们极少有面对黎民百姓时的场合。如果老百姓想要摆地摊做点小生意,只有到过街天桥之类大人物们不会涉足之地,才有可能不被清走。五百年后的人们很难想象此地的荒唐景象,尽管大部分荒唐之于今天活着的人们而言早已习以为常。五百年后,若有人站在这极有可能早已化作废墟的城市里吊古伤今,相必是一桩极为矫情之事,这个帝都,值得吊怀之处少之又少。

你若是想象一番:从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一位略显清瘦,衣着保守的女孩。你侧身为她让路,然后她向你微微颔首一笑以示谢意。这样的景象仅仅存在与十七、八岁男孩们的幻觉之中。路上的人们偶尔冷目相对,即便迎面果真走来一位女孩,她八成会象防范不轨之徒一般防范着包括你在内的每一个人。

走出火车站时,我有一种元神剥离肉体的感觉,好象自己是漂浮这权欲熏心的城市上空,在这座城市里,纵使是近在眼前的一切,仿佛亦是遥不可及的。偶尔想起故乡人定时分的雨滴,洒落在心头让自己重新回到地面上,可又已经过来多愁善感的年纪。再说,我要去找胡石根先生,一来在他屋里的地板投宿过上一夜,二来给他摆弄无线路由器,他网络故障已经好几天了,我在回帝都的火车上方才得知。

“你吃饭了没有?”当火车开进西客站,他在电话那头问道。“那我等着你,一起下面条。”

两个钟头后,他打开门,以一贯谦和而平静的眼神迎接上来,隐隐闪烁着些许类似父慈般的柔顺,另一个好象被他自己都已忘记的自我,躲在那眼神深处静静看着我们,甚至教人不由自主怀疑那柔顺中藏有一丝男孩式的羞涩。在这眼神中,你觅不到我们之间身世和年龄存在着两个世界般的巨大差异,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好象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将来我们需要担忧的一切似乎永远都不会发生。

他总是要煮上足够五个人吃的面条来给我吃,还把里头的鱼、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东西不停地往我碗里招呼。那些菜蔬基本上是从饭桌上打包回来的,囤积在冰箱里,仿佛永远都吃不完。他的屋子很大,可以放得下单人床、双人沙发、茶几、书桌各一,书架两厢,以及冰箱、立柜等物什。有客人来过夜,只需将茶几等物稍作搬挪,便可腾出一块地盘来,然后他象变戏法一般从床底下拖出一块床垫,以及铺盖枕头,必要卧具一应俱全,三分钟即可布置妥当。

这位先生个子不高,年五十又九,江西南昌人氏,前北京语言学院教师和政治犯。冬天穿件羽绒服戴顶帽子,夏天穿件短袖T恤,远看低调质朴,近看和善近人,端的是为敦厚长者。但你偶尔可以得到一些神秘的角度和距离,看见他轩扬的器宇自眉目之余不经意地流出,支撑着他那饱经磨难之后,早已算不上刚健的躯体,在十二月的寒风,或是在起伏的人潮之中,从容地徐徐而行。那些时刻往往稍纵即逝,某种与生俱来的简单情怀在压制它们,使它们不至于流于言表;又或者因为那些诉不尽的身世往昔,让它们渐渐退入肌理而乍隐乍现。若提起掌故来,何止千言万语。那些往事是悲怆的,象冰川化冻而后又变成霁雪复固,唯有时光象一个四季反复的螺旋。在这螺旋面前,青丝与华发,皆以不再重要。在中国,拥有和他类似身世的人虽不算多,却也非寥寥,他们浮沉的身世交织出一个时代的命运。尽管在很多人眼中,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为中国的民主所作的牺牲与努力纯属“划不来”,甚至可能被骂为“傻X”。而之于我之辈,则永当铭记。

这世上值得伤怀的人和事很多,但不包括胡石根。在他面前你很难伤怀起来,哪怕你想着他艰难的身世和满头白发,即便偶有那伤怀之时,那也一定不是为了他。譬如说现在,他正在看守所里,把他拘进看守所的理由是“寻衅滋事”。一个五十九岁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屋里喝茶,会变成“寻衅滋事”?原因是他们喝茶时谈论的内容,和二十五年前那场被官府严令禁言的运动有关。尽管二十五年来官府封杀关于学运的所有消息,做狗的文人们不遗余力地抹黑学运,但二十五年来学运一直为人所爱戴,参与过或者目睹过那场运动的人们回忆起来,无不是美好而打动人心的。学运是一场完全自发的爱国行为,无需甚么笔墨来为她正名。

这所谓的“寻衅滋事”,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如果说伤怀的话,我是为自己而伤怀,想胡石根先生这样已经付出过巨大牺牲的先辈,如今都又被捉了去,而我,却仍庸庸碌碌。他去承担了那些本当由后辈们来继承的责任,但此时此刻,自责或者自愧,都难免变成矫饰。

与他相聚的场景,往往是平静而欢愉的,那欢愉并不浓灎,不至于使人做出一些过分亲昵的举动,但却是自始至终的,平和而悠长。一次我去他那里,临走时他想找些东西让我带在路上吃,给炒花生我说上火,给苹果我说太沉,他有些急了,捉住我将我拽回屋内,目光四下搜了搜,好象忽然想起什么来,然后另一只手不知从哪里翻出一袋干果来。

“这个!腰果!”

我略有点惊异,他居然会有腰果这种东西,想必是别人送他的。“胡老师,你留着自己吃吧,这可是好东西呢。”

“我又不吃,留着做什么?”

“那你留着打发人吧,我也不吃。”

他稍微愣了一下。一手把腰果举在肩膀上,一手仍捉住我不放,眼神似进入空白状态,既象是觉得我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又象是在想什么别的词要说服我。半秒钟后,他眼睛放出光彩来,把腰果从肩膀上拍到我手里:

“你!就是我要打发的人!”

关于这位先生的履历,已经有很多介绍,在此一一罗列有累赘之嫌,不过旧事重提,也并非全无必要。一九七九年,二十四岁的胡石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这是中文系里的一个理科专业,需要文理双修。他原本在上一年就参加了报考,但“组织上”认为他有政治问题,需要查清,是以拖到了恢复高考后第二年,政策又松动了很多,才被允许参加报考。在一九八零年代,就算放诸北大,胡石根亦堪称时之俊杰,翘楚中的翘楚。那是一个整个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试图苏醒的时代,对于象胡石根一类的青年而言,共产党当局仍然将其视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而非象现在一样对青年学子处处防范。即便他们有甚么“离经叛道”,当局亦相信有朝一日这些青年将被吸纳进党政秩序之中,成为他们的后任者。当时胡石根在北大团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日之党政高官里,当年他的同学故旧抬眼就能从电视上报纸看到。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当年受胡石根提携才得以崭露头角,有朝一日,这些他当年的“小兄弟”中,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登顶中南海最高权力之人。当然,几十年来,双方都从未想过要去经营一番昔日旧情的事,因此不必将它们放在心上。

在北大团委里,他扮演着某种类似“两面派”的角色,一方面和同学们一同追求新的价值,或曰旧的北大价值,令一方面又利用自己在团委的身份,为同学们的民主追求提供多种便利。他甚至当选过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里和老少党棍们交锋,为民主,更为追求民主的行为辩护,譬如薄一波、姜春云之辈。我们必须承认:和现在相比,当时的共产党当局的确算得上开明。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他不再热心于社会活动,北大团委这个地方,对很多人来说,是块仕途的好跳板,但胡石根,用今天的网络俏皮话来说:对仕途无爱。在加上他参加过好几才学运,档案里对他不利的东西越来越多,党也开始警惕象他一类的人了。一九八七年,研究生毕业之后,胡石根选择了离开北大,到语言学院任教,准备一生专心当个教师学者,以做学问终其一生。然而世事无常,不出两年,震惊世界的爱国民主运动爆发。这场由青年学生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运动,虽然在中国以悲剧收场,但作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她直接引发了东欧和苏联各共产党政权的倒台,冷战随即宣告结束。在那些国家,共产党政权内部,尤其是在其基层,人们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和同胞。他们的良知受到拷问,紧接着,当那些国家的也爆发抗议时,共产党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们,纷纷选择中立,进而加入人民的行列,不再听命于专制者。小规模的抗议,譬如一出交通事故,或者其它类似事件引发的不满情绪导致抗议。由于国家机器的基层执行者拒绝为官僚们效命,空一行为迅速蔓延至整个东欧,一夜之间,乾坤变色,独裁者们扔下权力的宝座仓皇出逃,人民胜利。今天,民主的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文明和繁荣程度已经接近甚至赶上了西欧。

冷战很快结束,全球迎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新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象潮水一样漫上人们的视野,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许多二十年前停留在科幻作品中的生活,如今变成家常便饭。一九八九年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于中国是巨大的悲剧和牺牲,之于世界,却是福音。这是我们中国整整一代青年人牺牲了自己理想,为世界换来的新格局。亦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一百多年以来,在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漫长过程中,对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但这悲剧对我们民族来说却是巨大的伤害,试图苏醒过来的古老东方,重新又被枪弹和履带赶回沉睡之中。腐败和贪婪主导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道德在历经摧残之后,象是回光返照一样,很快地彻底沦丧了,我们民族成为全世界最可悲的,只知占有和索取,而不知付出和贡献的代名词。在我们的祖国,河流流淌着臭水,天空飘浮着尘霾,几乎每一个人的家园故里都已不复存在,留下满目的浮靡骄奢,蚕食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我们的历史在浮靡骄奢中被遗忘,我们的孩子在浮靡骄奢中成长,象是喝着剧毒的毒药。环顾世界我们没有一个朋友,正直的国家纷纷远离我们,只有匪类、寇类象苍蝇一样围绕。曾经在历史上深受我们文化影响的民族,纷纷迫不及待地与我们划清文化界线,不再以和中国这个词儿沾边为荣。反而以此为耻。这是共产党政权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子孙所犯下的弥天大罪,我们的后世即便花几百年去努力,也很难重建一个生气勃勃的家国。

一九八九年,胡石根并不是一个活跃于学运中的人,他已决心专注于学术。然而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把他从书斋里轰了出来。接下来的事,已经有很多人介绍过,可以简单略过:1992年自由民主党案案发,数十人被捕,胡石根作为该案第一被告获刑二十年。

二十年后,胡石根早已非当年的青年才俊形象,人世浮沉,恍如长河,辗转入海。只有生活尤在继续。人们似乎渐渐忘记了,这位一无所有的出狱政治犯,一直在忍受着妻离子散的巨大痛苦,因为他总是将其欢愉的一面留给他人。政治犯的心境往往是悲怆的,四周弥散着忧虑,这忧虑由对家国难舍的牵念与个人的身世浮沉交织而成。但胡石根不是,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因为我觉得他并非那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有时想起他,尤其是在梧桐落叶时寒雨纷坠,情不自禁教人想象一些场景:夜深之后,这位年近六旬的长者在灯下一个人空对着自己满头华发。原先的教职自然是不可能了,这世上值得追求的事并不多,但只要我们还在生活,无论如何,饭终归要吃。他曾经干过校对的活,那种出版社嫌活重钱少的,就到外面找人干。别人校一百万字花一个月,他校二十万字花两个月。比方说,什么数学竞赛习题集之类,他每校一道题都要把那道题解一遍。这种干活方式,自然很难挣到饭钱,不过要想练就一身校对的好本事:就是那种眼睛扫过大段大段的文章,却没有一个字往心里去的本事,对老胡这种人来说,要求实在过于苛刻。

出狱之初,有一天他去原单位语言学院交涉住房和工作的事宜,那天我正好应邀去给他修电脑,他面露倦色,略有些许神伤。问何故,答曰刚从语言学院那回来,去说房子的事。我极少见他有过什么情绪低落时,他一贯是平静而略带喜悦的,偶有激昂,也往往发生在某个辩题进行到高潮的时候。而他并不擅长用辩才来压倒对手,只是用兴奋的语调,抛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草草收住。如果有人穷追不舍,他甚至会略显慌乱,旋又迅速平静下来,退出论战。

逢着那忧愁低落之时,往往一闪而过,不知是不愿在人前显露,还是天性如此。而这一次却不同,那淡淡的愁容持续了足足几分钟。只见他褪下眼镜,用比平日苍老的声音缓缓说:“刚从语言学院回来,他们说要给我安排工作。”

“肯定不是让你回去教书吧!”

“让我去公安局看大门。”他吐出这几个字,显得异常艰难。这事他完全可以不对我说,可他还是说了。

“他们这是羞辱您!”我也用低落的语调缓缓地说。而且故意用“您”这个字来替代里平日的“你”。

“我这把年纪,上哪去当个看门老头,也挺好的,也还能胜任得了。”他沉默了一会。“但我怎么能去那种地方看大门?”

以我的履历,世间有很多事和很多情感,尚无法明白,但我至少还能隐隐意识到,一个有着悲怆身世的人,要做到平静而愉悦,那需要一种多么深沉厚重的气质。

把自己的受辱,用三言两语算是简单地诉说了一番之后,他又恢复到了那惯有的平静和愉悦中。天黑了,我们相互搀扶到外面去找饭吃。他身体并不算很好,在同龄人中。奔波了一天,脚步甚至有些拖沓,个子比我矮了半个头,一边说着什么有趣的事一边徐徐而行。在夜色里我们穿过没有路灯的小巷,仿佛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前路,四下除了冷风悄无声息,教人隐隐感到有一股浑厚的力量似是自地底下传来。缓步向前,我们并非无依无靠。那狭窄徘徊的小巷漆黑而多羁绊,奇妙的是:似乎闭着眼睛,我们也可以向前。在这个权欲熏心的城市或尘世,某种东西——原始而简单的,却可以将迥然不同的人们召集到一起共赴前程的东西——并未断绝。在你我的脚下,是仅仅知道彼岸的光景而不得知晓现状究竟若何的长路,我们要走上去,为此已经愁苦半生,为此我们犹存廿卅残年,可以捐为这路上的沙石,为后人所踩踏,坚实地踩踏。甚至,我们或许有资格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也许生不能为自由之人,愿死为自由之魂魄。

论六四诗歌写作

论六四诗歌写作
 
陈家坪
 
 
 
我们比较熟悉这样一种说法:诗人写作所有的诗是为了同一首诗。借用这个说法,写作六四诗歌的诗人是同一个诗人。因为他们承担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反思、共同的现实与理想。我们知道,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点,它触及到中国的民主与自由、政治与外交、改革与未来等诸多方面;正如《六四诗选》主编孟浪所说:它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件。由于越来越深远、越来越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价值取向,六四事件已经成为我们审视现实中国最为全面的一个视角,而《六四诗选》的出版,为这一视角贡献了一根极其可贵的大脑神经。通过这根神经,我们可以感知到中国社会的人心、思想与未来。
就六四事件而言,我个人认为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悲剧。它是一场精英化的社会变革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是一场学生民主运动,它的失败向人类社会再一次暴露了极权统治的暴力本性。对国际社会而言,六四事件和东欧剧变连成一体。东欧剧变的实质是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所以,诗人宇向写出了这样的诗句:“1989,东欧剧变,波兰自由。”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公民日渐觉醒,六四运动成为新公民运动的榜样。我们必须向因六四而死亡的学生和市民、因六四而坐牢的受难者、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精英知识分子,表达我们的哀思与祈祷、崇敬与祝福!六四事件把我们所有人都推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场域:我们苦闷,我们呐喊,我们抗争,我们拒绝遗忘。诗人风的诗句意味深长:“一九八九之后,不写诗是可耻的。”
我认为,六四诗歌写作最伟大的诗篇当属廖亦武的《大屠杀》。同名的录音磁带制作于198964日凌晨,随后他因此坐了4年牢。这首诗体量庞大,通过这首诗,整个六四事件的屠杀现场可以获得一个预言式的,象征性的还原。诗的起句:“而另一种屠杀在乌托邦中央进行”,诗一下子拥有了一个语言表达上的剧场。它是独幕剧,模拟各种声音,以声音来幻想一个随后实际发生了的六四大屠杀。这是一个天才的能量,足以令刽子手们害怕得发抖。相对于廖亦武的大剧场,崔卫平的诗《对话》是一个小剧场,一段母与子的对话。这首诗对于六四现场仍然是抽离的,现场淡化成母子对话的背景。这里面包含着善如何对待恶的问题?“七种颜色的花”,美得让人想哭。比较起来,我们能感受到,廖亦武是在直面恶:“开枪!开枪!向老人、向儿童、妇女开枪!向学生、工人、教师、摊贩开枪!扫射!扫射!瞄准那些愤怒的脸、惊愕的脸、痉挛的脸、惨笑的脸、万念俱灰和平静的脸扫射!尽情地扫射!”崔卫平始终面对善:“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并通过人的智识来完成人类对于生活最为崇高的教诲:“灯在哪儿?在每一个人的心里。”12年之后,诗人王藏于2011年写作长诗《没有墓碑的墓志铭》,一长串无序的喃喃自语,没有一个集中的现实:社会的乱象本来如此。一切是散乱的,一切就半途夭折,因为没有形式支撑,就不能达到廖亦武诗歌写作所达到的那个顶点。跟廖亦武肉搏式的诗歌写作不同,杨小滨的《一九八九》有了自己冷静的观察者立场。六四现实的碎片成为他自由组合的意象,这意象指向的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猜测与意会。他写给六四下屠杀令的人,是一个侏儒。他的诗开拓了一个优雅的形式,这个形式要集合起一个文明人的判断力。
蒋浩的诗篇《纪念》,创作于1996年,首次发表在民刊《知识分子》(19974月第一期)上。写作《纪念》这组诗的时期,蒋浩正值青春,革命热血。幸运的是,那时廖亦武刚从狱中释放出来,他们在成都得以结识。两人交往,耳闻目染,这组诗直接承袭了廖亦武诗歌写作的体量和气魄,包括廖亦武的个人受难所带来的政治立场、人生体验、世态炎凉。但表现在蒋浩这儿,有他自己个性上对于生活的柔韧与豪迈,有他在诗歌写作上独特的语言形式。廖亦武的诗句是出击式的:“用死姑娘的裙子擦军用皮靴,他们不会颤抖。这些没有心脏的机器人不会颤抖!”他扔出去的语言不是考虑怎样收回来,而是一定要击中目标,以达到让刽子手原形毕露的目的;而蒋浩的诗是通过长句回旋,以形成声音的混响:“是的,接下来的工作不是赞颂,而是如何把死者安排到我们当中,让他们成为新生活的反对者?”“一个死者无所谓过去还是未来,他的死没有完成,其中必定有伟大的原因。”“留一个人赞美就足够。母亲,在你清晨的阳台上晾衣绳升起了旗帜,水笼头也高唱着进行曲,喇叭里伸出的手,割掉听众的耳朵。这是六月,正午轻易地隔开两代人。”这些诗歌的句群,充沛有力,高亢的声调始终停留在诗与思的空间里,读来令人留连与沉思。那时,蒋浩是一个追求纯诗的诗歌写作者,心里向往着诗人里尔克、艾略特、博尔赫斯,小说家卡夫卡等现代主义大师。他读西方艺术史、宗教史,读《圣经》,心里有对原罪意识的觉悟。六四事件带给我们后来者的就是一种原罪,也就是说你必须接受这个历史悲剧:“……只接受忏悔,让一个人仍然相信。”蒋浩创作组诗《纪念》的价值在于,它赋予六四悲剧以时代感,这个时代感是我们的生活在发出全面的回声!
19896月,六四大屠杀期间,王维林以血肉之躯阻挡着一排坦克前进。央视画面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播放,全世界的公民看了,为他的英雄行为所震惊!以人类普世价值为标准,王维林公正地成为六四民主运动的精神象征。台湾诗人罗青为他写了一首诗:《天安门前一棵树》。这首诗写出了王维林这个英雄神话:“大家以为我是一棵树,其实我是从胆怯伪装的自我中冲出来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正义的英雄塑造,必然会成为六四诗歌史上的经典。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首诗在写作意义上的成功,所有关于六四诗歌的写作,对于我们的六四英雄王维林来讲,都将意味着失败。这样的一首诗,也正面回答了诗人黄灿然,即诗歌和政治并没有混为一谈。因为黄灿然在诗作《哀歌之七》中认为,“有人利用这个机会,把诗歌和政治混为一谈。”我们有必要搞清楚,诗歌和政治混为一谈是本来的事实?还是这一事实真的被人利用?他认为“唯一的尊严是诗歌的尊严”,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只能算是诗人自己,一个无可厚非的个人选择。因为我们的诗歌创作一旦涉入六四这个题材,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诗歌和政治的混为一谈不可避免。问题不在于利不利用,而在于如何利用,如何充分利用以抵达诗人内心的光明秩序。我甚至认为,不管事实上诗歌和政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诗人的创作来讲,重要的是你要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来?这个创造可以是基于对事实的尊重,也可以于事实之外,经由个人对历史的领悟和个人经验所能达到的想像力,并回归以接近事实与真理。对于那些自以为在精神上不过问政治的诗人,这必然是他为艺术的完美所要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诗人骆驼“最无法忍受文学不沾政治的陈词”,他批评这样的诗人:“你们自认的犬儒主义就是太平犬的主义,其中除却那不顾廉耻的积习相仿,别无他求。”本雅明指出纳粹极权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政治生活的完全唯美化”,从这个方面,我们能理解骆驼,他的长诗《‘六四’,忘记吧,你这中式之谜》几乎是本能地,通过反对诗歌的唯美以对抗极权“政治生活的完全唯美化”。
六四事件发生以后,时间还属于我们吗?现在回头去看,整个社会,经济大潮在疯狂地奔涌,我们的记忆无法集中一块,被迫分散,四处游荡。正如诗人叶芝的诗句:“一切都四散了,保不住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表现出对六四死难者的沉思:如果当年的学生们还活着今天会怎么样呢?我当年献出去的血流到哪里去了?死者为什么要和生者玩捉迷藏?我们只能忍着,直到第几个二十年?在诗歌表达的意象中,出现了鬼和魂。诗人赵思运写《木樨》,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六四受难圣地:木樨地。如果天安门广场象征着中国人的政治,那木樨地则象征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块地儿一定曾经轰轰烈烈地竖立起来,像一面巨大的墙壁……十六年了,还一直挂在我脑海的想像里。”诗人希尼说过:一首诗并不能阻挡一辆坦克。这显然不是说,我们真正要用一首诗去阻挡坦克,而是表达一个政治上的非道德与放弃思想的困境。因为我们不可能既是行动者又是道德家。面对六四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诗人唐不遇用中国古老的结绳记事的隐喻来对抗时代的遗忘。“太神秘了。这首诗如果用坦克来写,也许将成为杰作,具备血和骨头的深度。”发生在现实的,一名六四精英被限制了自由,看守他的警察是六四事件过后才出生的孩子:“他们还不到二十岁,在那场屠杀之后,才来到这个国度”(余杰:《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另外优秀的诗作如《突然》(沉戈)、《不能说》(徐敬亚)、《白色十四行》(风),可以体会这一时期,六四言论受到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和经济浪潮的排挤,异议诗人无不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极权国家。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六四诗歌的写作有了不同的面貌,整体上稳健、成熟。诗的语言轻灵,不再拘泥于所谓的六四主题,但又开拓了这个主题的内涵。那么,对于本来就有不同主题的诗歌写作,什么才是六四诗歌的主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六四诗歌的主题是指围绕着六四真相的直接表达与还原、回忆与反思;进而是一种反抗极权与暴君、追求民主与自由,追求人类文明的时代面貌。这样,发生在我们身边,一切压制人性,一切恐惧与谎言,一切不自由不公平的个人遭遇与社会事件,都是象征意义上的六四事件。漫长的时间,令六四事件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有了这个象征,我们不必再去期待一个中心,而是追求个人自由的表达,个体生命的自足与完整。同样的广场,诗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广场将彻夜为我虚无”(孙磊)、“广场上空的乌鸦比喜鹊多”(雨田)、“广场上那些雪白的鸽子的身体里充满着那年死去的人的鲜血”(风)、“今天天安门广场如24年来一般平静”(鸿鸿)、“那是父兄们静坐的广场,鸽群的羽翅正拥抱着最热的隐喻”(龙青)、“我们从这个广场走到那个广场”(刘自立)、“一些叫遗忘的人在广场上朗诵未来”(严力)、“你必须守住自己安静的中心……你必须守住自己偏远的中心”(哈金),只因“我想去有光的地方”(刘霞)。
就我自己对六四诗歌的写作而言,最早的一首诗写于1998年,题目叫《天安门广场》。当时廖亦武来北京,我们一起去天安门广场上步行,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朗诵自己的诗歌。我写的诗,是个人内心对六四英魂的召唤:宁愿像鸟儿一样“不见肉体,全是羽毛”。因为羽毛象征着自由与飞翔。第二首《我的复活》(2009年)写一个六四死难者的魂,重返人间,向暴君发出二十年的呐喊。第三首《北京颂》(2012年),多用反讽手法,追忆在六四影响下个人精神的成长,以及对六四英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颂扬。至此,我完成了自己对于六四诗歌的全部写作,因为个人回忆已经得到了总结。孟浪在《六四诗选》中编选的《友爱(或天安门之歌)》,是我写于2013年的诗作。这首诗,我完全跳出了六四这个事件,而去体察极权和暴君的内在关系:“以此表白忠心不二,让不安的一方捏住短处。”“如果我死,你则不能活。”我认为暴君是一个失去了友爱的人,“惟有恨入骨……气未断,危险怎么也离不开身。”我们必须超越极权思想所依赖的恐惧制造和谎言编织:“谁的手,能搓断友谊的链条。”我着力思索的,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反省、觉悟与成长:“那是成千上万双手紧紧相握,而我,必须正视我的残缺,行众人之礼。”在公民社会的成长中,去张扬“属于每一个我,高高在上”。天安门象征的是一个国度,“一个拳头,象征着自由、公义和爱。”同样,不拘泥于六四事件的事实与表达,李知行的诗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存在。即六四事件之后,一种知识分子广泛的对于“上帝”的信仰:“你么?如果你的名字叫‘上帝’,从我列开的血中,这名字,有些陌生。”“我是在游行而不是购物……而我们拥有太多智慧我说这是谎言……而我们拥有太多死亡我说这是谎言,不是死亡是死亡的智慧催我们年老。”
在读大学期间,孟浪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投身于非官方的地下文学运动,先后参与创办和主持编辑《海上》《大陆》《北回归线》《现代汉诗》等多种诗歌民刊。1995年,他离开中国大陆,曾在美国任《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执行主编。廖亦武、蒋浩和我于成都创办民刊《知识分子》时,也仿效《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国内与国外,共享精神资源。在《六四诗选》序言里,孟浪非常鲜明地指出:“六十多年来国家暴力(制度性、结构性/显性、隐性)的强蛮干预和威胁,侵入公民日常生活和生存机能,粗暴地切断了“诗与政治”、“诗人与政治”在言说和文学场域理应有之的正常连结、传达和修辞,作家公民的表达空间和平台遭严重扭曲,并形同自我阉割而致失语滔滔。”《六四诗选》由孟浪向两岸三地及海外各方、主要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作者和相关文学界人士发出两百多封稿约及敬约推荐邮件,到稿量超过诗选篇幅的三倍。今天,六四事件过去25年了,我认为《六四诗选》的出版,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人类良知并未泯灭;二是诗歌写作的在场;三是六四精神永存。
孟浪自己也写了不少六四诗作,我注意到他在表达相同意思时,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武器,一个是手枪;两首诗里分别用到了一个字:表。我的理解,武器是他的行动力,表是他的历史感。他的诗句:“历史在我们的身体里旅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体里的”一是死者发白的骨头,二是圆睁着的眼睛。骨头象征不屈,眼睛象征希冀。我们,指人的共同体。也许正是这种对共同体的觉悟,使孟浪主动承担起对《六四诗选》的主编工作。在《六四诗选》得以出版之前,六四诗歌主题的出版计有四种:《我的心在天安门》(1989,台北)、《虽然那夜无星》(1990,香港)、《六四诗集》(2007,香港)、《一般的黑夜,一样黎明》(2011,香港)。由此可见,六四诗歌的写作与出版,在华人世界里一直是星火相传。对于六四诗歌的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即六四广场诗、六四狱中诗、六四逃亡诗、六四时代诗。六四狱中诗和六四逃亡诗尚需挖掘;六四时代诗,则继续考验着我们的良知与诗歌的力量。六四诗歌在诗学上的构建,不仅能加强我们对流亡诗学的认识,对六四真相的还原,对极权思想的反抗,对当代思想的建设,更能体现我们作为同一个诗人,在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中,成为无数个不可或缺的时代旗手。
 
2014.5.17初稿
2014.5.24定稿

2014年5月20日星期二

谁来回答聂元梓的质疑?

                谁来回答聂元梓的质疑?
                                    喻智官

  
   近读一篇采访聂元梓的报道,感慨不已。那个「飒爽英姿」的聂元梓老了,九十二岁,残年龙钟,步履蹒跚地走在路上,即使自报家门,别说年轻人不知她是谁,就是文革过来人也不敢相信,这位就是当时名满天下大红大紫的造反第一人。

  
      聂元梓一生奋斗半生磨难,借着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奇迹般活到如此高寿,成为文革的一块活化石,戳在后文革时代的当下,顽强地见证着无道的强权。薄熙来倒台入狱,拜访她的友人问她,知道唱红歌的薄书记下台了吗?回答说:「知道,电视上不是宣布了吗?唱啥红歌啊,这薄熙来是真傻假傻?亲妈都在唱红歌中给唱死了,还唱个啥劲啊。我们那时候是听毛泽东的话,唱红打黑帮,现在啥时候了,不兴这一套了!」

  
    平实无奇的断语,出自当年的唱红「英雄」、「打黑(帮)」又被「黑打」的聂元梓之口,字字含泪句句血!唱红打黑(帮)两年(一九六六──一九六七)的聂元梓,反过来被「黑打」了二十多年,至今,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权力部门眼中,她还是文革余孽,还不能恢复她应享的公民权利。年前她愤懑地质疑:官方既然说文革是十年浩劫,文革「发动者为什么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却把她这样的「造反派」当文革的「政治替罪羊」?「这样刻意营造的一种历史记忆,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

  读《聂元梓回忆录》,可知她倾诉的冤屈在何处。

 

年轻的老干部聂元梓

  在文革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都误以为聂元梓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因为她位列红色造反「五大学生领袖」之首,既然是学生领袖,当然是学生了。直到她「当选」为中共九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介绍她原是北大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才知她是北大教师而不是学生。事实上,聂元梓还不是一般干部,按中共的官衔级别而论,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是十二级高干,「三八式」的老革命

  聂元梓一九二一年生于河南滑县,父亲是中医兼地主,她是家里的老幺,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聂元梓的大哥聂真投身革命后,聂家七个兄妹全部跟进,聂父早年同情辛亥革命,受子女的影响也加入支持共产革命的行列。聂家十一人为党工作,六人坐过敌人的监牢,两人献出生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滑县县委在聂家成立,历届县委书记包括赵紫阳都在聂家办公。

  七七事变后,聂元梓初中没毕业就随二姐投身革命,先在太原薄一波主持的「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办的「学兵队」接受军训。八月,她和姐姐一起做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协助刘贯一办刊物。聂元梓刻钢板、写蜡纸、印刷五份,专供毛、刘、周、朱、彭(德怀)五位参阅。

  聂元梓十七岁就当晋豫地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随部队去东北,任辽宁郑家屯第三区委书记;一九四七年当哈尔滨的一个区委宣传部长,不久调任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时年二十八岁,被称为「年轻的老干部」。

  

命运的转折

  一九六○年,由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哥哥聂真推荐,聂元梓去北大经济系任副主任兼北大党委委员,三年后转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虽颇受北大校长陆平重用,但她「不识抬举」。当时,干部中普遍存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陆平身上也表现得十分严重,她认为应该予以纠正。一九六四年,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带人去北大检查工作,聂元梓向他反映了对陆平的看法。张盘石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后,邓小平批准在北大试点搞四清,张盘石带领工作组进驻北大,因激烈批评陆平,引发双方矛盾。北京市长彭真支持陆平,撤了张盘石的职。工作队走后,聂元梓等批评陆平的人挨整。

 一九六六年三月,眼见北大批评和支持陆平的人矛盾加剧,康生觉得其中有戏,就派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去北大蹲点,撺掇聂元梓和陆平斗,她没有依从。不久,中央发表掀开文革序幕的《五一六通知》,支持陆平的彭真倒台了。聂元梓认为,《通知》中说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指陆平之类的当权者,她和几位受陆平压制的老师商量写大字报,事先,她请示曹轶欧,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在北大校园贴出,他们批评校长陆平和副校长彭佩云贯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指示,以正确引导为理由压制北大师生写大字报。

  聂元梓没想到,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他们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她更没想到,八月初,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指名她和另两位写大字报的老师列席会议,毛本人也在八月五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红太阳的赞美华光四射,聂元梓成了文革造反第一人,九月,被选为北大的文革主任。

  

成为毛搞乱全国的工具

  毛在大字报中声称中央有两个司令部,那么打倒另一个司令部的司令刘少奇也就顺理成章了。六六年十一月,毛提醒红卫兵说,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很多,怎么还没反对邓小平的大字报?北大几位造反派老师和学生据此写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第一张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聂元梓带头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六七年七月,北京高校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红卫兵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聂元梓去指挥部看望他们以示鼓励。

  北京的文革烈火熊熊燃起来,烧到刘邓的屁股,但毛的目标是把刘在中央和地方的代理人一网打尽。十一月,毛派女儿李讷两次找聂元梓传话,说上海等外地的运动发动得不够好,让她以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串联、点火、鼓动,促进地方的文革蓬勃发展。

  聂元梓揣着毛的嘱托去上海。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正在揪斗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聂元梓的支持是火上浇油,炮打陈、曹的声势更大了。聂元梓建议上海造反派提请中央改组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卫生教育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曾是进驻北大的工作队副队长,聂元梓对他不满,参与了华师大学生对常溪萍的批斗,一年后常溪萍被迫害致死。

  和蒯大富等其他学生领袖不同,聂元梓毕竟是老革命,了解中共的历史,在文革中并不完全盲从中央文革。

  

打黑(帮)也被「黑打」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接见聂元梓,随后江青请她吃饭。聂元梓虽然迷信毛崇拜毛,但她去过延安,知道江青的底牌,对江青抱有成见。江青向聂元梓透露刘少奇的情况,还大肆诋毁王光美,想把聂元梓当心腹嫡系,但聂元梓不跟随江青,有事就找中央文革另一个副组长王任重,由此开罪了江青。不久,王任重犯错下台,江青就说聂元梓和王任重打得火热。也许有毛钦定的造反第一人的名份,聂元梓在如何斗争「黑帮分子」等问题上也和中央文革意见相左,还公开写大字报反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

  六七年九月,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开会。会上江青批聂元梓有野心,反谢富治是想当市革会主任,还说,「聂元梓骄傲了,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了!」「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六八年八月,毛以大学发生武斗为借口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同时召见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批评红卫兵犯了错误,说聂元梓「拥军是对的,批谢(富治)是错的」。这次召见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终结,聂元梓厄运开始了。

  九月,进驻北大的工宣队就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聂元梓等造反学生隔离起来。聂元梓曾提醒学生,「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搞抢救运动,是个坏蛋」,被人告发,多了一条「反康生、反延安整风的罪名」。

  六九年四月九大召开,聂元梓正在学习班挨斗,但她是文革的象征性人物,周恩来点名增补她为代表,还让她装门面作摆设当「候补中央委员」。九届二中全会时,她从居留地江西被人押解进京参加会议,会后又被押解回去。

  从六八年九月起,聂元梓被安上反康生、谢富治就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五一六分子」等罪名,被批斗上百次。十年间,她不是在五七干校和工厂监督劳动,就是在学校里隔离监管,直到七八年三月

  

认错和抗辩

  粉碎四人帮后,聂元梓非但没得到解脱,挂在她身上的罪名牌被人一翻,她又成了四人帮的爪牙。七八年四月,她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遭逮捕法办,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关押了五年。让聂元梓哭笑不得的是,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斗四人帮爪牙迟群、谢静宜大会,她被拉去陪斗,迟群和谢静宜正是按江青的指示打压她的主角

  八三年三月,聂元梓作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受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罪名是「文革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一系列罪行,诸如:诬陷彭真、朱德;奉江青之命去上海煽风点火搞乱地方等等。聂元梓坚持认为自己在「执行毛主席指示」中犯了严重错误,包括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尤其是参与批斗常溪萍及北大不少师生,对他们身心遭受伤害表示道歉和悔过。但她再三申辩没有犯罪,更不接受违背史实的定论。她逐条辩诬:第一,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都是毛司令部的人,根本不存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说她追随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是无的放矢,而且六八年起她就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批评和迫害;第二,彭真倒台和批朱德都发生在六六年五月,她还没成名也没资格参与其事;第三,邓朴方被迫害跳楼发生在工宣队驻校以后,和她无关;第四,去上海是遵照毛的指示行事,不是受江青委派,如果是犯罪行为,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聂元梓的申诉材料还没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就被驳回,因为她的十七年刑期是彭真定的。邓小平则说:「聂元梓有什么案可翻?」私下还对人说「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跳楼的邓朴方」。有彭真和邓小平压着,聂元梓哪里翻得了案?

  聂元梓气愤地说:「这是报复,他们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六六年政治局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你(邓小平)是总书记,你没有反对,有没有责任?」

  然而,一朝强权在手,就可任意涂抹历史,邓小平也好,彭真也好,他们为保共产党的统治,死守毛的形象,把罪责推到林彪、江青身上,拿惩罚聂元梓等虾兵蟹将出气。

  八四年后,聂元梓虽因心脏病保外就医,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衣食居住的保障,至今还没回到北大和恢复应有的待遇。聂元梓不服,她觉得自己太冤,只要活着她就要申诉,就要追问:文革发动者至今还是「英明领袖」,执行「英明领袖」指示的她为什么成了罪犯?

  

中国迄今的一切乱象都在聂元梓的质疑中,只因不彻底清算「毛文革」的罪行,才留下无穷后患,三十年后又出了个「薄泽东」,还弄出一场「唱红打黑」的闹剧。

  所以,聂元梓的质疑一天得不到回答,中国就一天不得安宁!

2014年5月13日星期二

献给卧夫: 死亡是饥饿的


                             
 
                        死亡是饥饿的

 
       2014416,诗人卧夫离开宋庄他的工作室。425,已经离世的卧夫被怀柔某山上的两个老乡发现。59,怀柔警方通过DNA排查,确认了卧夫的身份。卧夫在山上把衣服脱下方方正正地码好,以赤子之身承受了山林之冷,承受绝食之饥,坦然完成了自己朝向死亡的仪式。

    感谢家坪在两天之后即在优酷上传了《纪念卧夫》


 

死亡是饥饿的

一一献给殉道者

    
陈家坪

山海关的铁轨是饥饿的,
激流岛的斧头是饥饿的,
因为,广场上的坦克是饥饿的,
君的权力是饥饿的。
我们忍受房产的饥饿,推土机吃得很饱。
我们的灵魂四处漂泊,高速列车吃得很饱。
监狱吃得很饱,因为国家的良心荡然无存!
一一死亡是躺着的,
诗人宣布:死亡从此站起来了!
没有听错,也不要忘记,
鲁迅说那吃人的社会!
如果我们真的饥饿,那是天灾。
兄弟姐妹被杀害,那是一小撮坏蛋。
谎言把死亡变成了恶神,
恐惧深入到毎一寸土地。
我们毛发耸立,只为躲避死神追捕。
诗人,拥抱死神的人,
只因一颗赤子之心让人们领受:
空气、阳光、死亡,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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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我所有的亲朋好友

             卧夫
 
阳光如此安详

被点燃的爆竹还没有到最拥挤的时刻

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寻找自己的蛛丝马迹

发现你的影子曾经与我重叠

我才发现我的日子并不荒芜

而且还有新的一天新的一年

2014年5月11日星期日

独特的勇气和人格力量

                           以“泄密罪”抓捕高瑜,最高当局的裤子被扒光了/视频
     


                    独特的勇气和人格力量           
                                  ——访国际妇女传媒新闻勇气奖获得者高瑜

                                                                       亚 衣

  10月24日中午,纽约华尔道夫饭店会议厅宾客云集。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WMF)第17届“新闻勇气奖”颁奖餐会在这里举行。来自北京的中国女记者高 瑜,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栏作家吉儿?卡洛 (Jill Carroll)、黎巴嫩广播电视公司主持人梅.齐地亚克(May Chidiac)一 起获奖,74岁的岁墨西哥记者伊琳娜?波尼托斯卡(Elena Poniatowska)获“终生成就奖”。对高瑜来说,这是她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颁奖 的前一夜,高瑜在她曼哈顿下榻的SAN CARLOS饭店高兴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国际社会对中国受迫害记者的关注

  亚衣:我不了解在中国大当局的黑名单上,《北京之春》被列在什么位置。我的顾虑在于,这样的采访会不会在您回国之后对您带来什么麻烦。
  高瑜:我80年代和90年代初给香港《镜报》每月都写文章,是他们的特约记者和专栏作家,现在给香港《苹果日报》、《开放》、《信报》写文章,这些报刊和《北京之春》与海外民运有什么关系我不清楚,但是我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不会在乎遇到什么麻烦。

  亚衣:我钦佩您的勇气,我和我的同事们毫不掩饰民主、人权和法制的理念,不过还是要说明,《北京之春》杂志本身是一个新闻媒体,一个社会公器。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被理解为新闻界同行的业务交流。
  高瑜:对,我们是业务交流。(高瑜手中拿着亚衣赠送的《流亡者访谈录》一书,指着封底的照片说:)你的书里面就有我好几个同行,这是刘宾雁,当年就因为采 访刘宾雁,我也成了自由化分子了。苏绍智也是我的朋友。这是魏京生,当年魏京生被放出来的时候找何家栋,说要请高瑜做他的新闻发言人,何家栋告诉魏京生高 瑜也进去了,正关在里边呢(笑)(亚衣:书里面还有您的好朋友张伟国)。朱杏清有点认不出来了,于浩成、吴国光,还有潘司令都是好朋友。

  亚衣:您第二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我和我的朋友们向您表示祝贺,可否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奖项和得奖的情况。
  高瑜:我两次得奖前后相隔11年。“新闻勇气奖”主要是表彰各国女记者追求新闻自由的勇气和决心。1995年这个奖颁给了我,同时获奖的还有阿尔及利亚一 位节目主持人和尼日利亚的杂志主编,后者也在监狱里,因为获得这项国际奖第二年他们的政府就把她释放了。当时我获得这个奖,等于说中国政府与军事独裁政权 为伍,对江泽民作出了批评。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成立于1990年,有130多个国家的1500名会员。上个月在莫斯科被暗杀的俄国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斯 卡亚(亚衣:专门报道车臣问题的《新报》专栏作家)也是2002年的获奖者。911之后反对恐怖主义成了全世界共同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你看今年的获奖 者,一个是被绑架的《基督教箴言报》的28岁的专栏作家,今年1月与她的司机和翻译一同在伊拉克被绑架,被囚禁了82天后在3月释放回到美国。另外一个是 黎巴嫩电视节目主持人,2005年9月她的汽车被叙利亚恐怖份子放了炸弹,她在爆炸中失去了左手和左腿。她平时坐轮椅,明天出席会议可能要接上假肢,很痛 苦。她们的国家都为自己的记者获得这项荣誉感到高兴,黎巴嫩政府派国家电视台记者做追踪报道,梅到哪个城市都有她的国家的外交官迎接。今天的晚餐会上我有 一个发言,说在全世界关注反对恐怖主义的时候,我能够与两个受恐怖主义迫害的同行一起领奖感到非常激动。这表明世界在关注反恐这个最主要的任务的同时,没 有忘记共产极权对人权的迫害,对新闻自由的干预。

  亚衣:基金会对每一个获奖者都会有一个说明,对您的获奖,他们主要是怎么说的?
  高瑜:基金会主要是表彰得奖人致力于公正诚实的报导,不畏危险追求新闻自由。我觉得比我优秀的中国记者有的是,比我遭受迫害更加深重的记者也有的是。他们 之所以选择了我,可能因为是我在六四以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新闻报道,为此我两次被关押,国际社会最关注中国在极权体制下如何走向宪政民主,如何实现 新闻自由。

  亚衣:95年10月您第一次获奖,那时没办法出来领奖。
  高瑜:我正在坐监狱哪。我被关在北京延庆监狱,我知道获奖的消息之后,曾经给司法部长写信,要求书面向大会表达我的谢意。我的信被狱警当场撕掉。当时国际 妇女传媒基金会曾经邀请我的丈夫来美国代我领奖,北京市安全局与我的丈夫谈判,暗示如果他不出去领奖,他们就会很快给我办理“保外就医”,我丈夫抱有希 望,就放弃了珍贵的机会,结果受骗了。

  亚衣:据我所知,您还得到过其他国际奖项,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这些也请您介绍一下。
  高瑜:我得的第一个奖是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的“自由金笔奖”,从业务来说这个奖是最高的。这个报业发行人协会在中国据说祇有《人民日报》才是它的成员。我 在1995年5月获得第48届自由金笔奖,也是第一个亚洲人获奖。这个奖年年在法国由法国总统颁奖,那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因怕得罪中共没有出来颁奖。后来 “自由金笔奖”50周年的时候在荷兰颁奖,所有活着的获奖者全部被请去参加颁奖典礼,会议给我放了一把椅子,上面有我的名字。荷兰女王与每一个获奖者握 手,对我的椅子也表示了关怀,非常隆重。《人民日报》领导人为了出国参加这项颁奖典礼,每年都争得你死我活,这一年却放弃了出席颁奖典礼。1997年我还 获得了联合国首届新闻自由奖。那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华商谈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的事情,据说奥尔布赖特提出了8个人的名单,第一是魏京生,第二好像是 我,中方的态度是除了魏京生其他人都可以谈。后来奥尔布赖特找到钱其琛,说美国最看重新闻自由,你们就把高瑜放了吧,钱其琛没有拒绝。就在这个时候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南非开普敦把首届新闻自由奖发给了我,中国官方马上就翻天了。据说江泽民在一个发到省市级的文件中批示:联合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政府组织, 居然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颁给了反动分子高瑜。我的律师张思之在我得了第一个奖的时候就说,高瑜坐监狱值了。我心想什么值了,我根本就没有罪啊,但是从争 取新闻自由的意义上说确是值了。

  亚衣:您是否还得过“记者无国界组织新闻奖”?
  高瑜:没有。这个我也听说了。记者无国界组织对我非常支持,但是因为联合国的新闻自由奖颁发给我了,他们就没有再给。“记者无国界组织”为我做了很多工 作,我非常感谢。1997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问巴黎,就给记者无国界组织包围了,要求释放高瑜,朱镕基表示不知道这件事,他们就拿着我的照片对朱镕基撒 去。(亚衣:那时《北京之春》报道过这个消息,发表过照片。)我也看过这张照片。2000年5月日内瓦国际新闻机构评出20世纪后50年的“20世纪全球 新闻自由英雄奖” ,全世界包括死去的评了50名,一个国家一名。中国是我,美国是前几年去世的《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披露国防部秘密档案和水门事件的幕 后人士凯萨林.葛莱姆(Katharine Graham)夫人。
 
无冕之王的两次牢狱之灾

  亚衣:您在海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我想您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说一说,包括新闻从业经历。
  高瑜:我的经历不复杂。1944年出生于四川重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4年级(亚衣:不是读新闻系?)。我本来想考的是新闻 系,1962年入大学时拿到报名表要填写新闻系,一看上面新闻系被划掉了,原来这一年新闻系本来要招20个人,后来取消了。我上了大学之后还是羡慕新闻 系。1968年毕业被分到山西,下农村8年,当过农中教师。后来调回北京到北京市文化局,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教员。当时要学鲁迅,我就讲了一堂课,整个 文化局都轰动了,说学习班有一个高老师讲得怎么精彩。197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新闻电影制片厂共同编一部电影,叫《春天》,是写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文化名 人的复出。电影厂把我从文化局借走作编剧,我把每个人的代表作用诗歌串起来,从郭兰英、王昆、马玉涛到李光曦,解说词由孙道临朗诵。唯一的新人是李谷一 (亚衣:唱“小花”和“乡恋”的),那时成方圆还是给她拉二胡的。这部文艺新闻纪录片影响非常大。这个时候正好中国新闻社要恢复,中新社在文化大革命中许 多编辑作为牛鬼蛇神下放的下放,打倒的打倒,祇剩下两三个造反派合并到新华社去了。到1979年廖承志要恢复中新社,我多年的夙愿被引发了出来,机会也来 了。我那年已经36岁,中新社归国务院侨办管,记得侨办副主任林一心跟我谈话,说“你这么年轻中新社肯定要你的”。我想都浪费十几年了怎么还算年轻。 1980年我到中新社,一看果然都是老头老太。中新社与新华社比比较软性,对外是民间身份。当时要我们学会使用港台语言,立足中(间)报,打入右(翼) 报。我到中新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准备当年的国庆稿,采访冰心的丈夫吴文藻(亚衣: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稿子完成后,社里所有领导都很满意。自从 1985年写了刘宾雁,就给我带来麻烦了。

  亚衣:大右派老报人徐铸成说过,没有坐过牢的记者不是好记者。我知道在您的经历中有多年牢狱之灾,——请原谅我提到这些不愉快的历史,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
  高瑜:我一共被关押了两次。第一次是1989年6月被抓,关了1年4个月,什么罪名都没有。1993年10月第二次被抓,后来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 6年,1999年2月15日除夕那天 “保外就医”,提前7个半月释放。在监狱中度日如年,谁不盼着出来?但当我知道要提前释放的消息,我很犹豫:祇有7 个半月了,为什么不把牢底坐穿?但在走向监狱大门的路上,我还是两步并成一步跑。

  亚衣:第一次被抓是与八九民运有关?
  高瑜:1989年6月3日早晨9点半我上班经过社区边上的报亭,看见那里停了一辆黑色轿车,有人上来问我是高瑜吗,我说是的,他们说跟我们走一趟。我说干 嘛?还没有说完就已经被塞到车子上了,我当时想要是会拳脚功夫就不至于束手待擒了。车子一直拉到平谷县安全局的一个学校,把我关在一座楼里。我累得晚上呼 呼大睡,城里开枪根本听不到。3个半月之后才办了“监视居住”,等于秘密监禁。(亚衣:为什么原因抓您?)绑架之后他们让我交代,从胡耀邦死后每天干什 么。我避重就轻,说在单位值班,到内蒙采访。实际上当局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整胡绩伟。当时我是社科院《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亚衣:是和王军涛一起 的)是的。何家栋是总编,王军涛原来是副总编,后来不让当了。我采访过严家其和温元凯,讨论过经济问题和政治改革。1989年5月21日,记得是星期天, 胡绩伟给我打电话,要我到天安门广场去劝学生快退,不管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我当时正得尿道炎,疼得不得了,连腰都直不起来,怎么去?老人家在电话里说: “不成啊,我儿媳妇已经在准备急救包了,她是在部队医院里的,当然不是准备救学生的,而是救‘他们’的,再不退就要晚了!”。我就让儿子陪着我,拦了一辆 面包车到了天安门,我用了6个钟头才走到旗杆子底下。找到了王丹,我跟王丹说,我是代表胡绩伟来的,你们得赶快退。边上的人揪住我的衣服领子问我你是干什 么的?王丹赶快说,不、不,她绝对可靠。我就对那些学生领袖包括王超华等人做工作,嘴巴都说破了,最后他们答应发一个《告全国人民书》,决定王丹起草,王 丹把我拉到一边说:“高老师我头疼得写不出来,你帮我起草吧。”我在地下捡了一张大字报纸,就代他们起草写了《告全国人民书》。第一次作出了军队不进城, 学生撤出广场的表态,那时谁能让学生说撤呀?

  亚衣:我记得这是以天安门广场各高校代表的名义发表的,其中包括拥护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请人大常委会派代表和学生直接对话,讨论撤除军队,学生返校复课问题的内容。
  高瑜:曹思源是6月3日中午出去买烧鸡的时候被抓的,他们抓曹思源是为了查胡绩伟让曹思源找人大常委委员签名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事情。我起草好稿子 后,广场的几个学生就借了一辆工艺美术学院的车,把我送到胡绩伟家。他女婿给我一些白纸,我把《告全国人民书》的草稿誊写出来,交给胡绩伟。胡绩伟和他的 夫人非常热情,问王丹来了没有,又拿面包又倒水,叮嘱学生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第二天严家其叫我到社科院开会,很多知识分子在场,讨论当前的形势。当时 胡绩伟又给我家打了一个电话来,说《告全国人民书》写得很好,你是不是再写一个学生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作为一个呼应,这样就全了。这些事情我关在里面 全没交待,几个月以后,警察把我当时写的《告全国人民书》复印件给我看了,旁边有胡绩伟修改的两行字,还跟我比划着那天胡绩伟坐在沙发上说“敌进我退,敌 疲我扰”的样子。我想肯定是和我一起去的学生中有人作了交待,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祇后悔应该一个人去胡家。从1990年元旦开始我患了心绞疼,8月10 日发了心脏病,18天之后就把我放了。8月28日那天晚上8点半,专案组长忽然用车把我送到家里,社区邻居对我夹道欢迎。

  亚衣:第二次牢狱又是怎么回事?
  高瑜:当年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北京申奥委给中央打报告,说必须放了魏京生,否则申奥没有希望。当时魏京生的15年徒刑还差6个月,在国际奥 委会表决前半个月放了出来,可是国际奥委会投票结果,北京败给了悉尼。这个时候中国要向西方表示强硬的态度,又要打人质牌,叭叭叭筛选一遍就选上了我。 10月2日把我抓了起来,差两天我就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了。本来我是9月23日的飞机票,因为要到香港作两个讲演,另外28日是农历8月15 日,我想索性过了中秋节再走吧,就把机票改成10月4日,这一改就把自己给改了进去。

  亚衣:这次中国当局又是为了什么抓您呢?您说这个案件是中共当局打人质牌,有没有什么根据?
  高瑜:中共当局当然不会承认这是打人质牌。我当时因为被关押在监狱的王军涛的病情,找到了中央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高潮。他是我人大中文系的同学,比我低好 多届。是丁字霖介绍我们认识的。丁子霖是我大学的政治辅导员。我当时是给他送王军涛病重的证明的,我对他说,你赶快给江泽民送去,要是王军涛死在监狱里, 说真话,对六四之后的政府不是雪上加霜吗?中办曾经派高潮到天津大邱庄调查,高潮调查的结果说这是中国农民企业的一个典范。后来他与禹作敏两个人关系比较 好,收过禹作敏的礼物。1992年底禹作敏手下打死了人,来到北京疏通关系,找了田纪云、袁木、邓榕,还有高潮,后来高潮的罪名之一就是收受了禹作敏的贿 赂。我那天去高潮那里,他对我说:“昨天安全局给我来电话,说我在电话中说了不该说的事情,我心想你管得着吗?”其实,安全部门已经在监听他了,真是一个 大傻瓜。高潮是1993年4月4日被抓的,我10月2日被抓,一进去就让我交代海内外关系。说实话我把高潮给忘了,把帮王军涛的事情也忘了。

  亚衣:这一次给您按的台面上的理由是“泄露国家机密罪”,是吗?
  高瑜:我讲的国内国外的关系,安全局说都没用,终于问到高潮了,我没有说给王军涛送病情证明。这时候我才知道高潮全交待了。他们问我给谁写过稿?我就说给 徐四民写过几篇,审讯的人一听哗地笑了,原来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我写的稿件就算是“泄露国家机密”。我和高潮一起出庭受审,高潮都吓呆了,一路上他竟然没 有认出我,到了法院我叫他,他还吃惊地说,高瑜你不是去美国了吗?就这样判了我6年。
 
中国新闻自由处于最坏的阶段

  亚衣:中国的新闻自由是我和许多朋友一直讨论的话题,您对此肯定有许多感慨。能不能先概括地对中国新闻自由的现状作一个评论?
  高瑜:我认为现在是最坏的时候,甚至比毛泽东的时候还要坏。现在就是靠压制,不让人讲话,要和谐也是压制的和谐。就是绝对的地方服从中央,党政军民商,全 部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外不许上街,不许有组织,对高智晟的处理就是坚决反对街头化和组织化。现在报刊电视电台要搞娱乐新闻,体育新闻一般都没有关 系,可以说是绝对的开放,但是在政治方面不行。

  亚衣:说起新闻自由,一定会涉及到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您曾经说过,中国号称无冕之王的记者总是见官“矮一级”,这是什么原因?美国的新闻自由也跟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地位有关。其他不说,美国总统竞选辩论的主持者,总是由资深的新闻界人物担当。
  高瑜:今天我们的晚宴上,很多是银行家、投资人,他们对媒体的尊重非常明显。年轻时向往记者职业的人都知道“无冕之王”的称号,可是,20多年前美术家协 会主席老共产党人邵宇对我说,中国记者哪有无冕之王?还不见官总是“矮一级”?那时中国没有新闻法,搞新闻的到哪里都得听当官的。现在仍然没有新闻法,记 者的处境更坏了,他们因为揭露腐败、为民请命,可能遭到各种各样的惩罚。举一个例子,《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写了两篇稿子,揭露湖南隆回县当局把价 值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以低得出奇的价格出售给党政领导人的亲属,被隆回县委书记杨建新下令追捕5个月后被抓,被诉“敲诈勒索”罪判刑1 年。 64时期我们一批记者被追捕,那是国家一级因为政治风波抓我们,说实话没有江泽民点头还不敢抓呢。后来发生的高勤荣、姜维平案件,是省里的官员要治 “罪”。现在是一个县委书记就可以把北京大报的记者抓走,说抓谁就抓谁。

  亚衣:这是中国新闻自由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是,中国出不了名记者,是否也与中国的记者素质有关?共产党当权者希望新闻界做党的“耳目与 喉舌”,有人也甘愿做。看到那些围着党的书记和暴发户老板团团转的记者,真觉得恶心。当然也有不少为中国的新闻自由而不怕风险地努力的优秀人物,如《新京 报》、《冰点》的朋友们、李大同、卢跃刚,年长的胡绩伟,年轻的焦国标,还有您高瑜,名字可以说出一大串。
  高瑜:我写过一篇文章,估计你也看到了,今年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上海证券报》发表了《总理笑对股市一嗓子》的报道,作者是该报的首席记者、政经组主任。记 者向总理提问,总理笑一笑,挥挥手,其余内容都没有,这就成了好稿,第一次得了奖金800元,第二次2000元。让中共当局最恼火的报刊确实有几个,一个 是《冰点》,还有以前的《南方周末》,现在基本上变了。现在的情况是,你不听话就换干部。用和平演变或者军事政变的方法让你改变,很有效。

  亚衣:您说过中国记者“喉舌化“的问题。记得80年代中潘维明来上海当市委宣传部长,在文化俱乐部有一个聚会,我在发言中说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记者是一个 人,一个系统整体,而喉舌与耳目祇是人的一个部分(高瑜:成了器官了)。对。把记者当作耳目与喉舌,哪怕看作党的“心肝”,也还是一种贬低。
  高瑜:思想的牢笼不光是在新闻界,也在整个文化思想界;不光在中国大陆,也存在于海外的中国人和知识分子中间。有些人在香港、海外,写出来的文章还是在那 个圈子里绕呀绕的。你看在美国的中国人,有的靠美国佬给钱,有的靠中共给钱,靠美国佬给钱的就反共,靠中共给钱的就得给共产党说好话。你看当中国的知识分 子有多难。中国大陆作者即使给境外报刊写文章,也不能把心中思考的东西完全写出来,绝对不能写出来。

  亚衣:您曾经抨击过中国的审读员制度,认为这是最丑恶的文化思想特务。
  高瑜:对。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各级宣传部、新闻出版局都有审读处。中国报纸靠宣传部出版署是管不过来的。审读处招聘有一批审读员。中宣部和新闻总署 的审读员一般都是处级、司局级,大多是刚退下的报社、出版社的领导干部,政治上绝对可靠,而且身体要好,不能耽误他们的事。由中宣部的报刊司把报刊定期送 给他们看,审读员拿额外津贴,例行每人每月笔头报告一次,特殊情况随时报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根据他们的报告编写《阅评》,内容往往荒唐恶毒得超出常 人的想像力,基本是文革语言。

  亚衣:除了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与公正也是中国的一大难题,国内一些朋友认为自从胡锦涛上台之后,在司法独立上中国也是在退步。
  高瑜:这不是进步退步的问题。在舆论管制方面是更加严厉(亚衣:我与莫少平讨论过,以前还说是司法独立,现在就说“加强党的法制观念”了),也很愚蠢。他 们对余杰就说过:“我们制造一个车祸,又怎么样呢?”布什接见过的李柏光,我也认识,抓了高智晟之后被传讯了四次。他们说:“你不是说你们有事布什会给胡 锦涛打电话吗,我们把你和范亚峰关到香山半个月,看布什给不给胡锦涛打电话!”都这样了。对郭飞雄公开殴打呀,他们出版一点书,就变成什么非法经营罪,诈 骗罪了(亚衣:这是很下流的事情,我的一个学生、朋友冯正虎,就是因为出版一个日本在华企业的资料光碟被套上“非法经营罪”而坐了3年牢)。
 
中国不缺毛泽东,中国就缺何家栋

  亚衣:在您的经历中,1985年的《开拓》杂志事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过程与刘宾雁先生有关。
  高瑜:1985年夏天我去武汉采访邓朴方他们搞的第一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在飞机上与刘宾雁先生相遇,聊了一路。他送给我一本刊载他的新作《第二种忠诚》 的《开拓》杂志并签了名。等我完成采访回到北京,就听说《第二种忠诚》出了事,刘宾雁处境不好,已暂时不准他出国,胡耀邦还决定让他到作协去当专职副主 席。刘宾雁不愿丢掉记者职业去当专职作家。《开拓》杂志已被停刊。我去采访《开拓》杂志,责任编辑白雪小姐接待了我,说总编和副总编也要见我。这就是工人 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何家栋先生和诗人雷杼雁。何先生与刘宾雁是患难之交,1957年因发表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一同被打成右派。根据采访,我回中新社写 了专稿《刘宾雁宣布退出文坛》,在香港和海外又刮起一个旋风。我和何家栋先生拿着发表我专稿的《镜报》去看望刘宾雁,他看了非常高兴,说“中新社竟然能发 这样的文章,幸亏有个香港和台湾!”因为其他领导人的关心和我这篇文章的影响,不久宾雁先生又可以出国了,胡耀邦也批准他留在《人民日报》。而我在中新社 处境却变得很糟,批准我发稿的专稿部主任冯巨昌被撤职,中新社还派记者多人去采访刘宾雁,企图将我的专稿打成“不实报道”,从此我成为严格控制使用的“自 由化分子”。

  亚衣:您说曾经与宾雁先生探讨过《报告文学》,从50年代到80年代,为什么他最有影响的作品都是以作家的身份而不是以记者身份写的。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也跟朋友们讨论过这一问题:对王守信案件的揭露为什么不以本报记者的名义作为长篇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文学》 上?是作者为图写作发表方便(因为记者笔下的“通讯”必须真实,作家的“报告”虽然不可虚构,但能“加工”),还是党报性质的限制?报告文学在中国大陆一 度盛行是不是新闻不自由的一个怪胎?后来有机会向宾雁先生当面请教这个问题,可是先生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您当时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高瑜:当时刘宾雁对我的提问是这么回答的,他划了三个圈:文艺、理论、新闻。他说文艺和理论这两个领域都有变化,松动不少、开放不少。文艺有伤痕文学,报告文学,理论上的讨论也谈得更多,关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都说了,就是新闻界没有开放,没有一点变化,还和57年一样。

  亚衣:说起新闻自由,不能不提到刚刚去世的新闻界老前辈何家栋先生,去年我受美国21世纪基金会委托编辑焦国标的书《讨伐中宣部》,其中有何家栋先生的一篇序,写得很好。请您说说您与何家栋先生的交往,也是对他的悼念。
  高瑜:是啊。15岁就出来抗日的老革命何家栋在共产党内老是挨整,因为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作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被当年与刘志丹恶斗过,要把刘志丹 枪毙的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一状告到康生那里。一次毛泽东在台上讲话,康生写了个纸条,“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拿了纸条一念,就成了毛主席语 录了。何家栋多次挨批斗,小板凳砸脑袋,什么事情都遇到了。下放山东14年,家破人亡。两个儿子被整死。文革后何家栋复出,《开拓》刚办就被封。祇有办 《经济学周报》的一年多是他最心情舒畅的,何家栋对党比刘宾雁更加决裂。有人以前说高瑜成了女刘宾雁了,其实我和刘宾雁并不像,而跟何家栋亦步亦趋,何家 栋带领我走,我一直宣传何家栋是思想家。

  亚衣:何家栋先生在焦国标的书的序言中提到了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原则,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又提出未来中国宪政体制的四项基本原则:自由原则,自治原则,民主原 则,以上三项原则的位序原则。我发现,如果仔细剖析那些64以后还留在共产党内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思想深度上比一些被共产党当权者开除、通缉的名人的思 想深刻得多,实在得多。
  高瑜:何家栋就是这样的人。有人评价“中国不缺毛泽东,中国就缺何家栋”,这决不是戏说,而是政治上的真知灼见。今年10月我带了几个朋友去见何家栋,讲 了很长时间,这是他的政治遗言。他说64之后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已经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中国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毛泽东的 27年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邓小平64枪杀超过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对老百姓拿枪嘟嘟嘟地打,拿坦克碾。现在在群体事件中开枪成 了经常的事。所以何家栋主张全民和解。共产党要与人民和解,不能再杀人了。他竟然还说他不反对一党专政,因为在现实的前提下,没有力量能够改变这个一党专 政,是法轮功能够改变,还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改变?还是这些四分五裂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够改变?国内养尊处优的那些知识分子,人们形容他们是头尖屁股大, 号称教授,脑子里什么学问也没有;屁股非常大,攫取利益很能干,讲一次三个代表的课,一个小时可以得到4万元。但何家栋提出不要一派专政。说当年在延安的 时候,毛泽东还把博古、王明安排在中央委员会,这就不是一派专政(亚衣: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不过实际上还是领袖第一,党 同伐异)。从文革开始党内就是一派专政了。所以何家栋和李慎之谈得最深的就是,咱们是咱们的共产党,他们是他们的共产党,最好中共党内好人坏人分家,这不 就是多党制了吗?这样就公开化了,也就把共产党的黑帮制度——从它成立之初的不公开化,密室操作瓦解掉了。为什么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让共产党恨成这个 样子?邓力群披露了一些共产党高层运作的事实。比如当年政治局常委5个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这3个人从来不开常委会,每次开会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 个,还得开成扩大会议,因为那3个派秘书来听会。后来胡耀邦倒了,就剩下赵紫阳一个了,常委会怎么开呀?这本书最要害的,是揭出中共什么问题都是几个大老 一嗫咕,一拍板解决的,根本就没有一点程序公正与透明。
 
在真理与谎言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亚衣:很抱歉占用了您的很多时间,是不是可以谈谈您以后的工作打算?
  高瑜:我虽然是个干部子女,但是父亲死得早,11岁时候爸爸就死了。我父亲是搞白区工作的,本来要上延安,但是我母亲晕车非常严重,所以一直在重庆,没有 去延安。人家说老高为了爱人没有革命到底。父亲是9级干部,到延安可能级别更高,不过也可能被整死,扔茅坑或者枪毙。我没有享受到高干子女的待遇,母亲一 直对我说云游四方的僧人的故事,给我影响非常深。什么事情都要丢得起,放得下。在64的打击之下母亲后来中风,成了植物人,我一直守在母亲身边直到她去 世。我现在的情况也很困难,儿子原来在《人民日报》一个公司工作,因为作我的新闻发言人承受极大的压力,后来辞职了,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丈夫生糖尿病, 今年又中风。国内有些杂志来找我约稿,比如《家庭》杂志,稿费高。如果给他们写一个头条,写那些退休的名人权贵的家庭生活,一篇稿子4000字,起码1万 5千元。比香港稿酬优越得多。在北京的高干子弟、将军遗孀有的是,一个一个写过来,钱又多,又没有风险,日子会过得很好。而现在写这些东西当局看了很不高 兴。你说我何苦?但是我放不下呀,有些事情你不干就没有人干了。我今天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们介绍说我原来要在那里做访问学者的。军涛跟我说,哥大一直给我 保留著名额。我说中国如果有独立精神的人都走到国外去,中国的新闻状况就会更加糟糕。我得的是新闻勇气奖,说实话,我两次坐牢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的律师 张思之跟我的儿子说,你妈被判6年,在走廊里远远看见我们,笑着打招呼,简直是太棒了。为什么?因为在自由与独裁、真理与谎言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我 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

  亚衣:谢谢您接受采访,希望您以后有机会给《北京之春》提供一些稿件,这将是我们杂志的荣幸。
  高瑜:我会尽力做的。也谢谢你了。
 

中国史官的气节和对徐友渔们的刑拘


【宋永毅:中国史官的气节和对徐友渔们的刑拘】自五月初以来,北美华裔学人中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迅速地传播着一个几乎令所有人震惊和愤慨的消息: 中国著名的当代史学者徐友渔教授因发起一个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被中国警方拘留。这一研讨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另一位当代史研究学者郝建教授的家里进行,参加者也大都是历史学者和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因而,这一聚会又带有一种鲜明的学界同人交流和私人聚会性质。

对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场学生运动,无论你今天的认知是"民主运动"还是"反革命暴乱"、抑或"政治风波",它都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存在于世了。因此,历史学家们对此聚会讨论,进而厘清真相、总结教训,实在是天经地义的学术活动。与所谓的"寻衅滋事"的罪名,风马牛不相关。而借用中共最新倡导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尚,对于历史上的"暴乱"和"风波"不是更要多加总结讨论、以吸取历史的教训来实行现时的"维稳"吗?

从正常的学术思维出发,我实在无法理解中共有关方面要采取如此不可思议的专政手段,来刑拘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刘荻的等历史学家和"六四"的亲历者。这甚至使我怀疑: 是否北京的雾霾实在太厉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有关方面的官员们执法决策时的神志清明?但又使我感到正常的是:徐友渔等被刑拘的五人都一致否认当局的指控,认为他们的私人聚会和学术活动绝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徐友渔教授在前几天会见他的律师时坦然承认他是这一聚会的组织者,但又指出:所有的与会者五年前都曾經在一間酒店參加過六四二十周年座談會,有关方面当时也并不認為這是犯法行為。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现时的法律常常混乱矛盾,但五年来至少这一条还没有产生歧义,而混乱的只是有关方面的神智而已。 

这一匪夷所思的事件使人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史官气节和统治者对他们徒劳的迫害。中国从夏朝开始就已经设置了史官。中国历史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更迭变迁,但史官文化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史官的节操更成为千古美谈。如:春秋末年齐国的相国崔杼弑齐庄公姜光,然后命太史伯在史简中写上庄公是得病而死。太史伯非但不从,还如实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大怒,遂杀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个兄弟,名字分别叫仲、叔、季。太史仲见哥哥死了,接替了哥哥的位置,继续写下史实,也被崔杼所杀。接着太史叔写下了同样的话,又被崔杼所杀。太史家最小的弟弟太史季来了,他将写好的竹简递给崔杼,上面还是写了这几个字。崔杼对太史季说:"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意思写,我就免了你的死罪。"太史季既不愤慨,也不惊慌,他平静地说"按照事情本来的样子去记录,这是我作为史官的责任,与其失职而苟活,不如殉职而死!况且此事路人皆知,即使我不写,天下总会有人去写。所以我不写也掩盖不了相国的丑行,反而惹来有识之士的讥笑。我并非不爱惜性命,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崔杼被太史季的正气所震慑。他终于认识到,史官的气节是无法改变的,最终不杀史官。

如果说历代史官的节操和统治者的被迫让步告诉了我们什么,那首先是封建君王尚能认识到他们只能主导当政时期,而史官却传承千年中华历史。中国千年以来的史官们秉承着"史学、史识、史才、史德",秉持了"险恶矫诬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为华夏族历史真理的捍卫者。我们在徐友渔教授等人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伟大的承传。遗憾的是,我们在北京有关方面的决策者身上看到的,却是明显低于历代最平庸的君王的智商。

为此,我真诚地希望北京的决策者们在构建他们的"中国梦"大业的同时,能稍微学一点历史,不要在对历史做出不可思议的"决策"来。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1845.html

宋永毅:中国史官的气节和对徐友渔们的刑拘

自五月初以来,北美华裔学人中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迅速地传播着一个几乎令所有人震惊和愤慨的消息: 中国著名的当代史学者徐友渔教授因发起一个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被中国警方拘留。这一研讨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另一位当代史研究学者郝建教授的家里进行,参加者也大都是历史学者和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因而,这一聚会又带有一种鲜明的学界同人交流和私人聚会性质。

对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场学生运动,无论你今天的认知是"民主运动"还是"反革命暴乱"、抑或"政治风波",它都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存在于世了。因此,历史学家们对此聚会讨论,进而厘清真相、总结教训,实在是天经地义的学术活动。与所谓的"寻衅滋事"的罪名,风马牛不相关。而借用中共最新倡导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尚,对于历史上的"暴乱"和"风波"不是更要多加总结讨论、以吸取历史的教训来实行现时的"维稳"吗?

从正常的学术思维出发,我实在无法理解中共有关方面要采取如此不可思议的专政手段,来刑拘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刘荻的等历史学家和"六四"的亲历者。这甚至使我怀疑: 是否北京的雾霾实在太厉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有关方面的官员们执法决策时的神志清明?但又使我感到正常的是:徐友渔等被刑拘的五人都一致否认当局的指控,认为他们的私人聚会和学术活动绝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徐友渔教授在前几天会见他的律师时坦然承认他是这一聚会的组织者,但又指出:所有的与会者五年前都曾經在一間酒店參加過六四二十周年座談會,有关方面当时也并不認為這是犯法行為。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现时的法律常常混乱矛盾,但五年来至少这一条还没有产生歧义,而混乱的只是有关方面的神智而已。

这一匪夷所思的事件使人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史官气节和统治者对他们徒劳的迫害。中国从夏朝开始就已经设置了史官。中国历史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更迭变迁,但史官文化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史官的节操更成为千古美谈。如:春秋末年齐国的相国崔杼弑齐庄公姜光,然后命太史伯在史简中写上庄公是得病而死。太史伯非但不从,还如实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大怒,遂杀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个兄弟,名字分别叫仲、叔、季。太史仲见哥哥死了,接替了哥哥的位置,继续写下史实,也被崔杼所杀。接着太史叔写下了同样的话,又被崔杼所杀。太史家最小的弟弟太史季来了,他将写好的竹简递给崔杼,上面还是写了这几个字。崔杼对太史季说:"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意思写,我就免了你的死罪。"太史季既不愤慨,也不惊慌,他平静地说"按照事情本来的样子去记录,这是我作为史官的责任,与其失职而苟活,不如殉职而死!况且此事路人皆知,即使我不写,天下总会有人去写。所以我不写也掩盖不了相国的丑行,反而惹来有识之士的讥笑。我并非不爱惜性命,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崔杼被太史季的正气所震慑。他终于认识到,史官的气节是无法改变的,最终不杀史官。

如果说历代史官的节操和统治者的被迫让步告诉了我们什么,那首先是封建君王尚能认识到他们只能主导当政时期,而史官却传承千年中华历史。中国千年以来的史官们秉承着"史学、史识、史才、史德",秉持了"险恶矫诬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为华夏族历史真理的捍卫者。我们在徐友渔教授等人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伟大的承传。遗憾的是,我们在北京有关方面的决策者身上看到的,却是明显低于历代最平庸的君王的智商。

为此,我真诚地希望北京的决策者们在构建他们的"中国梦"大业的同时,能稍微学一点历史,不要在对历史做出不可思议的"决策"来。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1845.html

不说,肯定会死——致艾晓明

                   不说,肯定会死——致艾晓明
                                           威廉退尔









              《 鳩鵪漫畫 》Cover 10,国家顶级机密中共中央九号文件里只有三个字 “不能讲”

【按  语】晚上,打开邮箱后,发现晓明姐给我发来了她的最新文字——《深切怀念我那些坐牢的朋友们》,这篇每个字都烫手的文本,还有另一个标题“不说会死”。一字一字读完后,感触颇多,接下去,就有了一篇近两千字的回函。无论她的来函,还是我的回函,都没有半个字的隐秘可言,于是,我索性把这封邮件当作博文上传到了这里。我敢保证,晓明姐知道后,是断然不会责怪我的。人长了嘴,肯定要说话,否则,就是吃货。有话不说,憋在肚子里,肯定是不行的,时间一长,绝对会得癌症,所以,晓明姐新作的标题就是“不说会死”。我以为,她这句大实话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在这个这不能讲、那不能说的节骨眼上说出来,还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否则,因不能,或不敢说话而被憋死、被郁闷致死、被得癌症而死者,将会有许多许多。当然,说鬼话、说胡话、说假话、说套话者不在此列,这些人,也能算作人吗?至少,我从未把他们当做我的同类看待过。因为,只有心智与情感皆正常之人,才会因不能开口讲话而致死的。

姐姐:
您好!感谢您在这个变态的时代中仍然坚持良心与操守朋友一个个被那像得了狂犬病似的包子帝先后拎进了大墙之内的时候与我分享了您的心情记录!
家喜,他是我母亲的同乡——杨守敬的故乡宜都市人,而宜都则又归宜昌管辖,所以他也是我的乡党。然而,没有姐姐您作为纽带,我与他可能不会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家喜被捕之后,我曾在《动向》杂志上,为他写了一篇记叙文,文中理所当然地提到了您。
那个榆木脑壳似的家伙——“许普交,也与我十分有缘。前年(也可能是大前年)的七月初某日,是我与他在商丘的睢阳古城首次见面的时间。说来也巧,他的常用手机号码关机了一年多,那天清晨,我与商丘下面的虞城县一朋友(这个朋友,我也多次向您提及过。)在古城马路旁的早点摊上早餐者,那个陈姓的兄弟说许志永也是我们商丘人,民权属商丘管。于是,我就掏出手机给志永发了一条短信。分分钟内,许呆子就给我打来电话了,他说:巧了!我的这个手机号码停用了快一年多了,今天早晨刚开机!正好我刚来商丘姐姐家看我妈,你在哪儿,我们马上见面!于是,就见面了,见面以后,不仅两人整整聊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济南依依惜别(这词儿用烂了,本来,我想竭力绕开这个成语的,但那时,我和他的确是依依惜别分手的)。更巧的是,去年春,我刚给他完成一篇访谈录后不到一个月时间,这家伙就再次被人家薅进去了。
胡石根前辈,我也与他见过两面,一次是前年冬季在郑州某餐馆,他是被滕彪带到河南;第二次是去年八月份毗邻京东通州区的河北三河市某个私宅里见面的,这次,是宋庄几个好折腾的年轻艺术家与诗人搞得一个名为漩涡的地下影像展提供的机会。展览中也有您的那幅无比凶悍地拿着剪刀且伤风败俗的半裸身体的自拍照。那天,胡长老和李海夫妇、严正学夫妇都去了,当然,土豆也被我带去了。开幕式过后,就是现场研讨会,几乎每个与会者慷慨激昂地发了言,所以,胡长老也说了一些很激动的话。这事儿过后,我兑现了我的承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了一篇两千字的漩涡展侧记,上面有所有顶风作案者的合影照,胡长老站在正中间。
这次因六四研讨会而进去的母老鼠(以前我叫她雌老鼠,她给我纠正了,老鼠哪能叫雌雄的,应当叫公或母老鼠才是)刘荻,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与冤家,我俩为各自的政见,曾于数年前发生过激烈地论辩,当辩论不能解决问题之后,老鼠便乘我不在推上之机,恶狠狠地诅咒去他妈的公平正义!去他妈的威廉退尔!但是,争吵过去了没几天,我因帮结石宝宝家长们写了一个文本需要把它扔到墙外去,于是就在skype上找到在线的刘荻了,老鼠二话没说,就帮我做成事情了,这样的事,后来她又帮助过我几次。近年来,我和老鼠几乎没再发生过分歧了,而且还经常在推上一唱一和,因此,某位推友把她和我斗列入到他搞的无敌帮的恶人榜中了。眼下,没想到鼠妹(这是我经常对她使用的称呼)又一次光荣地钻进看守所去了。您放心,她除了失去自由之外,绝不会像徐友渔、郝建二位夫子一样,有巨大身心不适应感的,那个地方,她太熟悉了,熟悉得就像她的别墅似的。
说到郝建老师,我得给您纠正一下记忆:他在那年.清晨罹难的亲人,是他的亲堂弟,名字叫郝致京。郝致京的骨灰也埋在丁子霖与蒋培坤老师的爱子的那个陵园里。每年的清明节或罹难日,郝建都会代他的叔叔和婶婶去扫墓。郝建老师把他扫墓的照片送给了我若干张,去年的六四那天晚上,他请我配合他同时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这组照片。去年夏天在北京时,由于身不由己,所以就没与他见面,哪知,想与他见面的机会却不知在猴年马月了。他被刑拘之后,我在推特上说,曾经的电焊工郝建已被包子帝牢牢地进监狱里去了。
高瑜大姐,是我近几天里念叨最多的一位入狱者,关于她,您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不管咋说,若干年过去后,中国未来的新闻史上,必定会有关于她的若干记载;因她对中国,不!人类新闻事业的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也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获得国际大奖的最高纪录。今年,1944年出生的她已七十岁了,她这次入狱,是三进宫了。谁知心胸气量狭隘如白衣秀士王伦的包子帝会把她怎样呢?总之,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度,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取决最高统治者的善恶一念。
这信不能再写下去了,必须及时打住才行!否则,会把您和我都陷入沮丧愤怒与绝望的泥淖中爬不出来的。给您看几幅漫画,好吗?您瞧瞧!人家鸠鹌亚黄先生才是真有大智慧的高人,有谁能在无边的黑暗中,在愤怒过后,把那些令人心生厌恶的毫无美学趣味之人,用喜剧造型张艺术手段,变幻成如此让人忍俊不禁的笑料的?恐怕只有鸠鹌亚黄先生吧。
逗不逗?哈哈哈哈~~~姐姐若还想看他最新的漫作的话,那就请您自己上推去吧!

                                        
                                     2014512日星期一 3:25


附 录:

            深切怀念我那些坐牢的朋友们

                                                       艾晓明

    写下这行字,觉得可悲又可笑;仿佛有人死了,我们在开追悼会一样。但是我的心情,和真正去追悼朋友,也没有什么两样。追悼会上,我们哭上一次,此后也要放下。朋友去了天堂,尽可追思,但我们也深切地知道,再没有什么尘世的力量能够加害于他们。但是活人被关进牢房,如王全平律师曾经体会到的,连放屁也要练出不响不臭的本事;还要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邪恶,深更半夜叫起来,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回到牢房又不能安睡,满怀对亲人的歉疚。这不是比活见鬼更加糟糕的一种经历吗?
前一向时,我怀念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诸君。家喜是湖北人,去年春节前还来过我家,他留下一个有民国风的茶叶盒子,当时他说,这是我曾经喝过的最好的茶叶。我说谢谢你啊,现在不用警察请喝茶自己请自己喝茶了。在家喜失去自由后,我还常常在他坐过的桌子前发怔。他曾经在这里用电脑,联系朋友,在skype 上跟这个那个大声说话;现在他会想念推特、skype google +的日子吗?家喜被抓后,我听说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中国,现在自由的土地上。我深为之感到庆幸。但话说回来,现在连律师存钱也不让,那谁给家喜送钱呢?没有钱,这位北航毕业、爱打网球高尔夫球的大律师,连个方便面可能都买不起啊。
丁家喜等新公民案诸君被捕,无疑是一场公共灾难。但是,现在救人的人太少,救也救不过来,捞也捞不上来。正如四川好人谭作人一样,谁都知道他没罪,那又如何,照样在牢里扛了五年。去年雅安地震,直到得知谭作人安好,没有被砸死在雅安牢房里,我的心才放回肚子里,大叫一声:老天有眼!
我与这些朋友们,在各种场合见过面;有过或浅或深的交流。说浅,有时也就是一面之交;说深,即是人之相知,一定要用语言吗?就说胡石根老师,一个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和信念扛过十六年牢狱之灾的人,见面除了鞠躬致敬,还用废话什么呢?
我第一次见赵常青,可能就是在公民王荔蕻的庭审时。我在外面拍摄公民围观,这家伙背对警察肃立的警戒线,阳光灿烂地对着摄像机说:我结婚了,我给王大姐送喜糖来了。2012年夏天,那场北京的大雨之后;他送我到肖国珍律师的家里,我对肖律师做了个采访;常青在旁边的沙发上倒头便睡。那时,他刚有了儿子小象,我估计他在蜗居带小婴儿,一定累得够呛。
我和常青也曾一起赴艾未未的饭局,记得当时常青好像是谈了一通祖国统一的意见。艾未未貌似迷惘地诘问他;常青更执著地阐释。他们俩在不同的话语和行为的轨道,但可爱之处则有目共睹。常青的个性深深打上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精神,这样一种纯正的气质在人世间颇为稀疏。
浦志强在代理广东奥美定美容伤害案时来过广州,他之风度翩翩,已经红遍媒体。只是一上餐桌,帅哥就露出胆怯。然后就解释说有糖尿病,每天还要打针;印象中他好像是随身带了注射器。2011年谭作人二审,我到成都,也跟拍了浦律师夏霖律师的工作,这些影像留在纪录片《国家的敌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里。那时他开始玩摄像机,大个子拿个小东西像在琢磨玩具。但前不久,我就看到他的大作了。我认为,有关湖南永州双规案的采访、记录,是这个时代非常卓越的纪录片。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好像这个纪录片不过就是电影术语中的大头说(talking head),但是,它作为独一无二的视听证言,已经具有充分的纪录片的价值。
我读过徐友渔老师的文章,几年前,为找一位失踪朋友,我对他做过一次采访。友渔住在京郊小区的一座塔楼里,家里很静。我们在俯瞰楼群的书房里交谈,后来友渔的妻子回来;她是医疗专家,每天要坐班。我们到附近吃了四川火锅,然后友渔帮我背着相机包,一直送我到地铁口。友渔的学问我就不评价了,众所周知。但印象中,友渔真是个好男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帮人背机器到地铁检票口还目送的好不好。
我和友渔的直接接触就这么一次,但作为学者的他,内心的勇毅和担当却是学界罕有。这次他和郝建教授之被捕,无疑还跟他们在前年与胡佳等朋友冲破封锁探访刘霞有关。我们在去年初流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刘霞见到这些朋友时是多么激动和惊恐。而友渔对刘霞,则是多么可信任的兄长。
大约是20094月,我在北京和崔卫平、徐友渔、刘霞一起吃过一次饭。记得席间还有莫少平律师,卫平、友渔把在布拉格获奖的情况告诉刘霞,而不远处就有国保监视着。当时刘霞还有自由,我也是那次对刘霞做了个访问。刘霞说,为了给她做一段录音,友渔这个老夫子自己对着那支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说起来,这算多大个事呢?应该不算。但是,在这些年越拉越紧的封锁线下,坚守对一位朋友的友谊,以血肉之身去趟见刘霞的路;偌大个中国,试问又有几人?!
郝建老师是我同行,我们都研究电影。去年我们还在电影学院可爱的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坐过他的车,我还很羡慕他有个挺精准的小摄像机。郝建的一位亲人,在25年前的那个血腥之夜遇难。如果我记得不错,好像就是他的表弟。
现在我还想起来,在谭作人庭审完的那个傍晚,我还帮浦律师买过一个烤红薯。因为他患病,不能多吃,就很容易饿。这次他在看守所,少吃多餐?想都别想。
还有小老鼠,我的校友刘荻;2009年那天,我们吃完饭,和刘霞相拥而别。我们三人一起回崔卫平的家。我眼很钝,总是不信我们被人跟踪。结果在转13号线时的确有两个表情模糊的人跟着上车。兜兜转转,这俩闷人就一直跟着我们再到卫平家的小区。在那儿,有我从广州带给卫平的草泥马。早上卫平起得很早,她独自晨舞健身,然后在宽大的桌前阅读写作。
几天前看到一条最反讽的微信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天,法律界、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有影响的人士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和胡石根来到这里,与警方与在押犯亲切交流。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善良、有美学上的魅力。但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当早上起来坐在电脑前,连google + 也打不开,悲惨的世界观油然而生。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于各种牵挂和责任。
所以,当我看到许志永的看守所视频,我不免觉得,他对生活的感觉比我们很多人都好。他求仁得仁,而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尽管谁也不愿意,但进去了却也坦然面对。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李化平、刘萍……以及这次进去的五位朋友。对于胡石根老师,恐怕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囚禁怎能让他改变呢?话说回来,甘愿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这些没有进去的人更多地看清了一种人生境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自由战士的境界。
我认为,中国应该有律师团,不是去为这些人取保候审,而是直接起诉关押他们的机关和决策者。因为,把无罪的人关起来,吓唬全国有正义感的公民,这件事很好玩吗?
我也因此更敬佩我这些坐牢的朋友们,我认为,所有渴望社会公正的人,都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简单一句话,也如在追悼会上的老生常谈:化悲痛为力量;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走的路,继续走下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后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注:green boots ,一位登山运动员遗体上的鞋子——通向珠峰的路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