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四诗歌写作

论六四诗歌写作

 

陈家坪

 

 

 

我们比较熟悉这样一种说法：诗人写作所有的诗是为了同一首诗。借用这个说法，写作六四诗歌的诗人是同一个诗人。因为他们承担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反思、共同的现实与理想。我们知道，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点，它触及到中国的民主与自由、政治与外交、改革与未来等诸多方面；正如《六四诗选》主编孟浪所说：它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件。由于越来越深远、越来越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价值取向，六四事件已经成为我们审视现实中国最为全面的一个视角，而《六四诗选》的出版，为这一视角贡献了一根极其可贵的大脑神经。通过这根神经，我们可以感知到中国社会的人心、思想与未来。

就六四事件而言，我个人认为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悲剧。它是一场精英化的社会变革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是一场学生民主运动，它的失败向人类社会再一次暴露了极权统治的暴力本性。对国际社会而言，六四事件和东欧剧变连成一体。东欧剧变的实质是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所以，诗人宇向写出了这样的诗句：“1989，东欧剧变，波兰自由。”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公民日渐觉醒，六四运动成为新公民运动的榜样。我们必须向因六四而死亡的学生和市民、因六四而坐牢的受难者、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精英知识分子，表达我们的哀思与祈祷、崇敬与祝福！六四事件把我们所有人都推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场域：我们苦闷，我们呐喊，我们抗争，我们拒绝遗忘。诗人风的诗句意味深长：“一九八九之后，不写诗是可耻的。”

我认为，六四诗歌写作最伟大的诗篇当属廖亦武的《大屠杀》。同名的录音磁带制作于1989年6月4日凌晨，随后他因此坐了4年牢。这首诗体量庞大，通过这首诗，整个六四事件的屠杀现场可以获得一个预言式的，象征性的还原。诗的起句：“而另一种屠杀在乌托邦中央进行”，诗一下子拥有了一个语言表达上的剧场。它是独幕剧，模拟各种声音，以声音来幻想一个随后实际发生了的六四大屠杀。这是一个天才的能量，足以令刽子手们害怕得发抖。相对于廖亦武的大剧场，崔卫平的诗《对话》是一个小剧场，一段母与子的对话。这首诗对于六四现场仍然是抽离的，现场淡化成母子对话的背景。这里面包含着善如何对待恶的问题？“七种颜色的花”，美得让人想哭。比较起来，我们能感受到，廖亦武是在直面恶：“开枪！开枪！向老人、向儿童、妇女开枪！向学生、工人、教师、摊贩开枪！扫射！扫射！瞄准那些愤怒的脸、惊愕的脸、痉挛的脸、惨笑的脸、万念俱灰和平静的脸扫射！尽情地扫射！”崔卫平始终面对善：“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并通过人的智识来完成人类对于生活最为崇高的教诲：“灯在哪儿？在每一个人的心里。”12年之后，诗人王藏于2011年写作长诗《没有墓碑的墓志铭》，一长串无序的喃喃自语，没有一个集中的现实：社会的乱象本来如此。一切是散乱的，一切就半途夭折，因为没有形式支撑，就不能达到廖亦武诗歌写作所达到的那个顶点。跟廖亦武肉搏式的诗歌写作不同，杨小滨的《一九八九》有了自己冷静的观察者立场。六四现实的碎片成为他自由组合的意象，这意象指向的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猜测与意会。他写给六四下屠杀令的人，是一个侏儒。他的诗开拓了一个优雅的形式，这个形式要集合起一个文明人的判断力。

蒋浩的诗篇《纪念》，创作于1996年，首次发表在民刊《知识分子》（1997年4月第一期）上。写作《纪念》这组诗的时期，蒋浩正值青春，革命热血。幸运的是，那时廖亦武刚从狱中释放出来，他们在成都得以结识。两人交往，耳闻目染，这组诗直接承袭了廖亦武诗歌写作的体量和气魄，包括廖亦武的个人受难所带来的政治立场、人生体验、世态炎凉。但表现在蒋浩这儿，有他自己个性上对于生活的柔韧与豪迈，有他在诗歌写作上独特的语言形式。廖亦武的诗句是出击式的：“用死姑娘的裙子擦军用皮靴，他们不会颤抖。这些没有心脏的机器人不会颤抖！”他扔出去的语言不是考虑怎样收回来，而是一定要击中目标，以达到让刽子手原形毕露的目的；而蒋浩的诗是通过长句回旋，以形成声音的混响：“是的，接下来的工作不是赞颂，而是如何把死者安排到我们当中，让他们成为新生活的反对者？”“一个死者无所谓过去还是未来，他的死没有完成，其中必定有伟大的原因。”“留一个人赞美就足够。母亲，在你清晨的阳台上晾衣绳升起了旗帜，水笼头也高唱着进行曲，喇叭里伸出的手，割掉听众的耳朵。这是六月，正午轻易地隔开两代人。”这些诗歌的句群，充沛有力，高亢的声调始终停留在诗与思的空间里，读来令人留连与沉思。那时，蒋浩是一个追求纯诗的诗歌写作者，心里向往着诗人里尔克、艾略特、博尔赫斯，小说家卡夫卡等现代主义大师。他读西方艺术史、宗教史，读《圣经》，心里有对原罪意识的觉悟。六四事件带给我们后来者的就是一种原罪，也就是说你必须接受这个历史悲剧：“……只接受忏悔，让一个人仍然相信。”蒋浩创作组诗《纪念》的价值在于，它赋予六四悲剧以时代感，这个时代感是我们的生活在发出全面的回声！

1989年6月，六四大屠杀期间，王维林以血肉之躯阻挡着一排坦克前进。央视画面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播放，全世界的公民看了，为他的英雄行为所震惊！以人类普世价值为标准，王维林公正地成为六四民主运动的精神象征。台湾诗人罗青为他写了一首诗：《天安门前一棵树》。这首诗写出了王维林这个英雄神话：“大家以为我是一棵树，其实我是从胆怯伪装的自我中冲出来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正义的英雄塑造，必然会成为六四诗歌史上的经典。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首诗在写作意义上的成功，所有关于六四诗歌的写作，对于我们的六四英雄王维林来讲，都将意味着失败。这样的一首诗，也正面回答了诗人黄灿然，即诗歌和政治并没有混为一谈。因为黄灿然在诗作《哀歌之七》中认为，“有人利用这个机会，把诗歌和政治混为一谈。”我们有必要搞清楚，诗歌和政治混为一谈是本来的事实？还是这一事实真的被人利用？他认为“唯一的尊严是诗歌的尊严”，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只能算是诗人自己，一个无可厚非的个人选择。因为我们的诗歌创作一旦涉入六四这个题材，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诗歌和政治的混为一谈不可避免。问题不在于利不利用，而在于如何利用，如何充分利用以抵达诗人内心的光明秩序。我甚至认为，不管事实上诗歌和政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诗人的创作来讲，重要的是你要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来？这个创造可以是基于对事实的尊重，也可以于事实之外，经由个人对历史的领悟和个人经验所能达到的想像力，并回归以接近事实与真理。对于那些自以为在精神上不过问政治的诗人，这必然是他为艺术的完美所要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诗人骆驼“最无法忍受文学不沾政治的陈词”，他批评这样的诗人：“你们自认的犬儒主义就是太平犬的主义，其中除却那不顾廉耻的积习相仿，别无他求。”本雅明指出纳粹极权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政治生活的完全唯美化”，从这个方面，我们能理解骆驼，他的长诗《‘六四’，忘记吧，你这中式之谜》几乎是本能地，通过反对诗歌的唯美以对抗极权“政治生活的完全唯美化”。

六四事件发生以后，时间还属于我们吗？现在回头去看，整个社会，经济大潮在疯狂地奔涌，我们的记忆无法集中一块，被迫分散，四处游荡。正如诗人叶芝的诗句：“一切都四散了，保不住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表现出对六四死难者的沉思：如果当年的学生们还活着今天会怎么样呢？我当年献出去的血流到哪里去了？死者为什么要和生者玩捉迷藏？我们只能忍着，直到第几个二十年？在诗歌表达的意象中，出现了鬼和魂。诗人赵思运写《木樨》，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六四受难圣地：木樨地。如果天安门广场象征着中国人的政治，那木樨地则象征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块地儿一定曾经轰轰烈烈地竖立起来，像一面巨大的墙壁……十六年了，还一直挂在我脑海的想像里。”诗人希尼说过：一首诗并不能阻挡一辆坦克。这显然不是说，我们真正要用一首诗去阻挡坦克，而是表达一个政治上的非道德与放弃思想的困境。因为我们不可能既是行动者又是道德家。面对六四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诗人唐不遇用中国古老的结绳记事的隐喻来对抗时代的遗忘。“太神秘了。这首诗如果用坦克来写，也许将成为杰作，具备血和骨头的深度。”发生在现实的，一名六四精英被限制了自由，看守他的警察是六四事件过后才出生的孩子：“他们还不到二十岁，在那场屠杀之后，才来到这个国度”（余杰：《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另外优秀的诗作如《突然》（沉戈）、《不能说》（徐敬亚）、《白色十四行》（风），可以体会这一时期，六四言论受到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和经济浪潮的排挤，异议诗人无不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极权国家。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六四诗歌的写作有了不同的面貌，整体上稳健、成熟。诗的语言轻灵，不再拘泥于所谓的六四主题，但又开拓了这个主题的内涵。那么，对于本来就有不同主题的诗歌写作，什么才是六四诗歌的主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六四诗歌的主题是指围绕着六四真相的直接表达与还原、回忆与反思；进而是一种反抗极权与暴君、追求民主与自由，追求人类文明的时代面貌。这样，发生在我们身边，一切压制人性，一切恐惧与谎言，一切不自由不公平的个人遭遇与社会事件，都是象征意义上的六四事件。漫长的时间，令六四事件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有了这个象征，我们不必再去期待一个中心，而是追求个人自由的表达，个体生命的自足与完整。同样的广场，诗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广场将彻夜为我虚无”（孙磊）、“广场上空的乌鸦比喜鹊多”（雨田）、“广场上那些雪白的鸽子的身体里充满着那年死去的人的鲜血”（风）、“今天天安门广场如24年来一般平静”（鸿鸿）、“那是父兄们静坐的广场，鸽群的羽翅正拥抱着最热的隐喻”（龙青）、“我们从这个广场走到那个广场”（刘自立）、“一些叫遗忘的人在广场上朗诵未来”（严力）、“你必须守住自己安静的中心……你必须守住自己偏远的中心”（哈金），只因“我想去有光的地方”（刘霞）。

就我自己对六四诗歌的写作而言，最早的一首诗写于1998年，题目叫《天安门广场》。当时廖亦武来北京，我们一起去天安门广场上步行，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朗诵自己的诗歌。我写的诗，是个人内心对六四英魂的召唤：宁愿像鸟儿一样“不见肉体，全是羽毛”。因为羽毛象征着自由与飞翔。第二首《我的复活》（2009年）写一个六四死难者的魂，重返人间，向暴君发出二十年的呐喊。第三首《北京颂》（2012年），多用反讽手法，追忆在六四影响下个人精神的成长，以及对六四英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颂扬。至此，我完成了自己对于六四诗歌的全部写作，因为个人回忆已经得到了总结。孟浪在《六四诗选》中编选的《友爱（或天安门之歌）》，是我写于2013年的诗作。这首诗，我完全跳出了六四这个事件，而去体察极权和暴君的内在关系：“以此表白忠心不二，让不安的一方捏住短处。”“如果我死，你则不能活。”我认为暴君是一个失去了友爱的人，“惟有恨入骨……气未断，危险怎么也离不开身。”我们必须超越极权思想所依赖的恐惧制造和谎言编织：“谁的手，能搓断友谊的链条。”我着力思索的，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反省、觉悟与成长：“那是成千上万双手紧紧相握，而我，必须正视我的残缺，行众人之礼。”在公民社会的成长中，去张扬“属于每一个我，高高在上”。天安门象征的是一个国度，“一个拳头，象征着自由、公义和爱。”同样，不拘泥于六四事件的事实与表达，李知行的诗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存在。即六四事件之后，一种知识分子广泛的对于“上帝”的信仰：“你么？如果你的名字叫‘上帝’，从我列开的血中，这名字，有些陌生。”“我是在游行而不是购物……而我们拥有太多智慧我说这是谎言……而我们拥有太多死亡我说这是谎言，不是死亡是死亡的智慧催我们年老。”

还在读大学期间，孟浪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投身于非官方的地下文学运动，先后参与创办和主持编辑《海上》《大陆》《北回归线》《现代汉诗》等多种诗歌民刊。1995年，他离开中国大陆，曾在美国任《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执行主编。廖亦武、蒋浩和我于成都创办民刊《知识分子》时，也仿效《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国内与国外，共享精神资源。在《六四诗选》序言里，孟浪非常鲜明地指出：“六十多年来国家暴力（制度性、结构性/显性、隐性）的强蛮干预和威胁，侵入公民日常生活和生存机能，粗暴地切断了“诗与政治”、“诗人与政治”在言说和文学场域理应有之的正常连结、传达和修辞，作家公民的表达空间和平台遭严重扭曲，并形同自我阉割而致失语滔滔。”《六四诗选》由孟浪向两岸三地及海外各方、主要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作者和相关文学界人士发出两百多封稿约及敬约推荐邮件，到稿量超过诗选篇幅的三倍。今天，六四事件过去25年了，我认为《六四诗选》的出版，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人类良知并未泯灭；二是诗歌写作的在场；三是六四精神永存。

孟浪自己也写了不少六四诗作，我注意到他在表达相同意思时，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武器，一个是手枪；两首诗里分别用到了一个字：表。我的理解，武器是他的行动力，表是他的历史感。他的诗句：“历史在我们的身体里旅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体里的”一是死者发白的骨头，二是圆睁着的眼睛。骨头象征不屈，眼睛象征希冀。我们，指人的共同体。也许正是这种对共同体的觉悟，使孟浪主动承担起对《六四诗选》的主编工作。在《六四诗选》得以出版之前，六四诗歌主题的出版计有四种：《我的心在天安门》（1989，台北）、《虽然那夜无星》（1990，香港）、《六四诗集》（2007，香港）、《一般的黑夜，一样黎明》（2011，香港）。由此可见，六四诗歌的写作与出版，在华人世界里一直是星火相传。对于六四诗歌的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即六四广场诗、六四狱中诗、六四逃亡诗、六四时代诗。六四狱中诗和六四逃亡诗尚需挖掘；六四时代诗，则继续考验着我们的良知与诗歌的力量。六四诗歌在诗学上的构建，不仅能加强我们对流亡诗学的认识，对六四真相的还原，对极权思想的反抗，对当代思想的建设，更能体现我们作为同一个诗人，在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中，成为无数个不可或缺的时代旗手。

 

2014.5.17初稿

2014.5.24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