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退尔
《 鳩鵪漫畫 》Cover 10，国家顶级机密中共中央九号文件里只有三个字 “不能讲”
【按 语】晚上，打开邮箱后，发现晓明姐给我发来了她的最新文字——《深切怀念我那些坐牢的朋友们》，这篇每个字都烫手的文本，还有另一个标题“不说会死”。一字一字读完后，感触颇多，接下去，就有了一篇近两千字的回函。无论她的来函，还是我的回函，都没有半个字的隐秘可言，于是，我索性把这封邮件当作博文上传到了这里。我敢保证，晓明姐知道后，是断然不会责怪我的。人长了嘴，肯定要说话，否则，就是吃货。有话不说，憋在肚子里，肯定是不行的，时间一长，绝对会得癌症，所以，晓明姐新作的标题就是“不说会死”。我以为，她这句大实话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在这个这不能讲、那不能说的节骨眼上说出来，还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否则，因不能，或不敢说话而被憋死、被郁闷致死、被得癌症而死者，将会有许多许多。当然，说鬼话、说胡话、说假话、说套话者不在此列，这些人，也能算作人吗？至少，我从未把他们当做我的同类看待过。因为，只有心智与情感皆正常之人，才会因不能开口讲话而致死的。
姐姐：
您好！感谢您在这个变态的时代中仍然坚持良心与操守朋友一个个被那像得了狂犬病似的包子帝先后拎进了大墙之内的时候与我分享了您的心情记录！
家喜，他是我母亲的同乡——杨守敬的故乡宜都市人，而宜都则又归宜昌管辖，所以他也是我的乡党。然而，没有姐姐您作为纽带，我与他可能不会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家喜被捕之后，我曾在《动向》杂志上，为他写了一篇记叙文，文中理所当然地提到了您。
那个榆木脑壳似的家伙——“许普交”，也与我十分有缘。前年（也可能是大前年）的七月初某日，是我与他在商丘的睢阳古城首次见面的时间。说来也巧，他的常用手机号码关机了一年多，那天清晨，我与商丘下面的虞城县一朋友（这个朋友，我也多次向您提及过。）在古城马路旁的早点摊上早餐者，那个陈姓的兄弟说“许志永也是我们商丘人，民权属商丘管”。于是，我就掏出手机给志永发了一条短信。分分钟内，许呆子就给我打来电话了，他说：“巧了！我的这个手机号码停用了快一年多了，今天早晨刚开机！正好我刚来商丘姐姐家看我妈，你在哪儿，我们马上见面！”于是，就见面了，见面以后，不仅两人整整聊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济南依依惜别（这词儿用烂了，本来，我想竭力绕开这个成语的，但那时，我和他的确是“依依惜别”分手的）。更巧的是，去年春，我刚给他完成一篇访谈录后不到一个月时间，这家伙就再次被人家薅进去了。
胡石根前辈，我也与他见过两面，一次是前年冬季在郑州某餐馆，他是被滕彪带到河南；第二次是去年八月份毗邻京东通州区的河北三河市某个私宅里见面的，这次，是宋庄几个好折腾的年轻艺术家与诗人搞得一个名为“漩涡”的地下影像展提供的机会。展览中也有您的那幅无比凶悍地拿着剪刀且“伤风败俗”的半裸身体的自拍照。那天，胡长老和李海夫妇、严正学夫妇都去了，当然，土豆也被我带去了。开幕式过后，就是现场研讨会，几乎每个与会者慷慨激昂地发了言，所以，胡长老也说了一些很激动的话。这事儿过后，我兑现了我的承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了一篇两千字的“漩涡”展侧记，上面有所有顶风作案者的合影照，胡长老站在正中间。
这次因六四研讨会而进去的母老鼠（以前我叫她雌老鼠，她给我纠正了，“老鼠哪能叫雌雄的，应当叫公或母老鼠才是”）刘荻，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与冤家，我俩为各自的政见，曾于数年前发生过激烈地论辩，当辩论不能解决问题之后，老鼠便乘我“不在”推上之机，恶狠狠地诅咒“去他妈的公平正义！去他妈的威廉退尔！”但是，争吵过去了没几天，我因帮结石宝宝家长们写了一个文本需要把它扔到墙外去，于是就在skype上找到在线的刘荻了，老鼠二话没说，就帮我做成事情了，这样的事，后来她又帮助过我几次。近年来，我和老鼠几乎没再发生过分歧了，而且还经常在推上一唱一和，因此，某位推友把她和我斗列入到他搞的“无敌帮”的恶人榜中了。眼下，没想到鼠妹（这是我经常对她使用的称呼）又一次光荣地“被”钻进看守所去了。您放心，她除了失去自由之外，绝不会像徐友渔、郝建二位夫子一样，有巨大身心不适应感的，那个地方，她太熟悉了，熟悉得就像她的别墅似的。
说到郝建老师，我得给您纠正一下记忆：他在那年“六.四”清晨罹难的亲人，是他的亲堂弟，名字叫郝致京。郝致京的骨灰也埋在丁子霖与蒋培坤老师的爱子的那个陵园里。每年的清明节或罹难日，郝建都会代他的叔叔和婶婶去扫墓。郝建老师把他扫墓的照片送给了我若干张，去年的六四那天晚上，他请我配合他同时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这组照片。去年夏天在北京时，由于身不由己，所以就没与他见面，哪知，想与他见面的机会却不知在猴年马月了。他被刑拘之后，我在推特上说，曾经的电焊工郝建已被包子帝牢牢地“焊”进监狱里去了。
高瑜大姐，是我近几天里念叨最多的一位入狱者，关于她，您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不管咋说，若干年过去后，中国未来的新闻史上，必定会有关于她的若干记载；因她对中国，不！人类新闻事业的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也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获得国际大奖的最高纪录。今年，1944年出生的她已七十岁了，她这次入狱，是三进宫了。谁知心胸气量狭隘如白衣秀士王伦的包子帝会把她怎样呢？总之，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度，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取决最高统治者的善恶一念。
这信不能再写下去了，必须及时打住才行！否则，会把您和我都陷入沮丧愤怒与绝望的泥淖中爬不出来的。给您看几幅漫画，好吗？您瞧瞧！人家鸠鹌亚黄先生才是真有大智慧的高人，有谁能在无边的黑暗中，在愤怒过后，把那些令人心生厌恶的毫无美学趣味之人，用喜剧造型张艺术手段，变幻成如此让人忍俊不禁的笑料的？恐怕只有鸠鹌亚黄先生吧。
逗不逗？哈哈哈哈~~~姐姐若还想看他最新的漫作的话，那就请您自己上推去吧！
2014年5月12日星期一 3:25
附 录：
深切怀念我那些坐牢的朋友们
艾晓明
写下这行字，觉得可悲又可笑；仿佛有人死了，我们在开追悼会一样。但是我的心情，和真正去追悼朋友，也没有什么两样。追悼会上，我们哭上一次，此后也要放下。朋友去了天堂，尽可追思，但我们也深切地知道，再没有什么尘世的力量能够加害于他们。但是活人被关进牢房，如王全平律师曾经体会到的，连放屁也要练出不响不臭的本事；还要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邪恶，深更半夜叫起来，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回到牢房又不能安睡，满怀对亲人的歉疚。这不是比活见鬼更加糟糕的一种经历吗？
前一向时，我怀念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诸君。家喜是湖北人，去年春节前还来过我家，他留下一个有民国风的茶叶盒子，当时他说，这是我曾经喝过的最好的茶叶。我说谢谢你啊，现在不用警察请喝茶自己请自己喝茶了。在家喜失去自由后，我还常常在他坐过的桌子前发怔。他曾经在这里用电脑，联系朋友，在skype 上跟这个那个大声说话；现在他会想念推特、skype 、google +的日子吗？家喜被抓后，我听说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中国，现在自由的土地上。我深为之感到庆幸。但话说回来，现在连律师存钱也不让，那谁给家喜送钱呢？没有钱，这位北航毕业、爱打网球高尔夫球的大律师，连个方便面可能都买不起啊。
丁家喜等新公民案诸君被捕，无疑是一场公共灾难。但是，现在救人的人太少，救也救不过来，捞也捞不上来。正如四川好人谭作人一样，谁都知道他没罪，那又如何，照样在牢里扛了五年。去年雅安地震，直到得知谭作人安好，没有被砸死在雅安牢房里，我的心才放回肚子里，大叫一声：老天有眼！
我与这些朋友们，在各种场合见过面；有过或浅或深的交流。说浅，有时也就是一面之交；说深，即是人之相知，一定要用语言吗？就说胡石根老师，一个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和信念扛过十六年牢狱之灾的人，见面除了鞠躬致敬，还用废话什么呢？
我第一次见赵常青，可能就是在公民王荔蕻的庭审时。我在外面拍摄公民围观，这家伙背对警察肃立的警戒线，阳光灿烂地对着摄像机说：我结婚了，我给王大姐送喜糖来了。2012年夏天，那场北京的大雨之后；他送我到肖国珍律师的家里，我对肖律师做了个采访；常青在旁边的沙发上倒头便睡。那时，他刚有了儿子小象，我估计他在蜗居带小婴儿，一定累得够呛。
我和常青也曾一起赴艾未未的饭局，记得当时常青好像是谈了一通祖国统一的意见。艾未未貌似迷惘地诘问他；常青更执著地阐释。他们俩在不同的话语和行为的轨道，但可爱之处则有目共睹。常青的个性深深打上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精神，这样一种纯正的气质在人世间颇为稀疏。
浦志强在代理广东奥美定美容伤害案时来过广州，他之风度翩翩，已经红遍媒体。只是一上餐桌，帅哥就露出胆怯。然后就解释说有糖尿病，每天还要打针；印象中他好像是随身带了注射器。2011年谭作人二审，我到成都，也跟拍了浦律师夏霖律师的工作，这些影像留在纪录片《国家的敌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里。那时他开始玩摄像机，大个子拿个小东西像在琢磨玩具。但前不久，我就看到他的大作了。我认为，有关湖南永州双规案的采访、记录，是这个时代非常卓越的纪录片。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好像这个纪录片不过就是电影术语中的大头说（talking head),但是，它作为独一无二的视听证言，已经具有充分的纪录片的价值。
我读过徐友渔老师的文章，几年前，为找一位失踪朋友，我对他做过一次采访。友渔住在京郊小区的一座塔楼里，家里很静。我们在俯瞰楼群的书房里交谈，后来友渔的妻子回来；她是医疗专家，每天要坐班。我们到附近吃了四川火锅，然后友渔帮我背着相机包，一直送我到地铁口。友渔的学问我就不评价了，众所周知。但印象中，友渔真是个好男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帮人背机器到地铁检票口还目送的好不好。
我和友渔的直接接触就这么一次，但作为学者的他，内心的勇毅和担当却是学界罕有。这次他和郝建教授之被捕，无疑还跟他们在前年与胡佳等朋友冲破封锁探访刘霞有关。我们在去年初流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刘霞见到这些朋友时是多么激动和惊恐。而友渔对刘霞，则是多么可信任的兄长。
大约是2009年4月，我在北京和崔卫平、徐友渔、刘霞一起吃过一次饭。记得席间还有莫少平律师，卫平、友渔把在布拉格获奖的情况告诉刘霞，而不远处就有国保监视着。当时刘霞还有自由，我也是那次对刘霞做了个访问。刘霞说，为了给她做一段录音，友渔这个老夫子自己对着那支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说起来，这算多大个事呢？应该不算。但是，在这些年越拉越紧的封锁线下，坚守对一位朋友的友谊，以血肉之身去趟见刘霞的路；偌大个中国，试问又有几人？！
郝建老师是我同行，我们都研究电影。去年我们还在电影学院可爱的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坐过他的车，我还很羡慕他有个挺精准的小摄像机。郝建的一位亲人，在25年前的那个血腥之夜遇难。如果我记得不错，好像就是他的表弟。
现在我还想起来，在谭作人庭审完的那个傍晚，我还帮浦律师买过一个烤红薯。因为他患病，不能多吃，就很容易饿。这次他在看守所，少吃多餐？想都别想。
还有小老鼠，我的校友刘荻；2009年那天，我们吃完饭，和刘霞相拥而别。我们三人一起回崔卫平的家。我眼很钝，总是不信我们被人跟踪。结果在转13号线时的确有两个表情模糊的人跟着上车。兜兜转转，这俩闷人就一直跟着我们再到卫平家的小区。在那儿，有我从广州带给卫平的草泥马。早上卫平起得很早，她独自晨舞健身，然后在宽大的桌前阅读写作。
几天前看到一条最反讽的微信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天，法律界、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有影响的人士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和胡石根来到这里，与警方与在押犯亲切交流。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善良、有美学上的魅力。但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当早上起来坐在电脑前，连google + 也打不开，悲惨的世界观油然而生。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于各种牵挂和责任。
所以，当我看到许志永的看守所视频，我不免觉得，他对生活的感觉比我们很多人都好。他求仁得仁，而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尽管谁也不愿意，但进去了却也坦然面对。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李化平、刘萍……以及这次进去的五位朋友。对于胡石根老师，恐怕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囚禁怎能让他改变呢？话说回来，甘愿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这些没有进去的人更多地看清了一种人生境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自由战士的境界。
我认为，中国应该有律师团，不是去为这些人取保候审，而是直接起诉关押他们的机关和决策者。因为，把无罪的人关起来，吓唬全国有正义感的公民，这件事很好玩吗？
我也因此更敬佩我这些坐牢的朋友们，我认为，所有渴望社会公正的人，都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简单一句话，也如在追悼会上的老生常谈：化悲痛为力量；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走的路，继续走下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后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注:green boots ，一位登山运动员遗体上的鞋子——通向珠峰的路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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