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旋即，布店里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销售一空，人们自发地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深切缅怀人民的好总理”。但随之而来的周恩来追悼会，毛泽东却没有出席。对于这么一个忠心耿耿辅助他打天下、坐天下的老臣如此冷落，自然会引起众人的不满，毛泽东对此毫不在乎。他有理由不在乎，他更有理由看不起周恩来。
比如毛泽东深知，周恩来骨子里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以他个人的秉性、以他处理党、政日常工作的身份，周恩来对这样一场“天下大乱”的举动，内心里抱有深深的反感，他每迈出一步都很为难。但最终周恩来还是没有逃脱与文化大革命的干系，通常是到了最后一刻——当他发现事情的背后是毛泽东本人的旨意，周恩来会打消自己原先的看法或犹豫，甘心充当毛泽东的“马前卒”。
在对待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先前的态度一直是低调、谨慎、犹豫，一度被毛泽东从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并由他本人执笔的关于刘少奇的报告，其中称“刘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周恩来甚至写了这样一大篇话，用来回应江青：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有出处）
实在难以想象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来本人写下的。即使用历史的眼光，也难以说服后人原谅类似的蠢举。别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江青是个什么人，你周恩来还不清清楚楚？还在那里搞迷魂汤？
用所谓“历史的局限性”、“集体领导”之类的说法为此开脱，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事情有其在“水平方向”上（或者说相对尺度）得到理解的一面，任何具体的事情都是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发生的；但是还有“垂直方向”上（或者说绝对尺度）予以解释的另一面，即在刨除了那些具体的因素之后，从正义、真理、善与恶、是与非的尺度来衡量。比如可以说任何杀人犯都是有他自己的具体理由的，但是“不可杀人”就是一个垂直的、绝对的尺度。用来衡量政治家所作所为“垂直方向”就是历史，就是要经得起历史长河的检验。
而且在历史的审判面前，在最终的历史审判席上，不是一大群人，而是一个人，是“独自一人”接受历史的审判，就像独自一人接受上帝的审判一样。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曾经的做过的事情负全责，是自己欠下的债务不可能转嫁到别人头上去。如果说人在生前，有许多纠缠不清的关系；同时因为他还在格局之中，仍然对局面和他人产生支配性影响，在关于他的行为的评价有难以辨析的地方；但是一旦他离开这个世界，断绝了这个世界的联系，他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就可以拎得清清楚楚。到那时候，周恩来再也无法为毛泽东做过的事情担待、推诿，毛的责任将由他自己承担；而周只能清点自己做过的事情，独自承担它们的责任。包括纯粹是为毛做过的那些事情，毛是无法继续领情的，他无法顶替周，将周的错误也揽到自己身上，为周开脱。
但是与旁人不同的是，周恩来拥有一张富于人性的面孔，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身不由己的、忍心动性、仁慈、亲切和大度的。而且实际上很难说这张人性的面孔仅仅是外在的面具，仅仅是做给别人看的。如果要说周有画皮的话，完全可以说，那些“紧跟”“舵手”和“旗手”的一面，才是他不得已伪装出来的。这样的记载是令人毫不怀疑的：在彻底清算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是万分矛盾、乃至痛苦的。邓颖超曾对给她写传的作者谈过，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镀步，彻夜未眠，办公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
类似的讯息还有许许多多。比如在文革的腥风血雨的时刻，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部级老干部，北京的和外地的，把他们请到中南海里来，免受革命小将的冲击。这个举动令劫后余生的人们感激不尽，被称之为“大树参天护英华”。包括后来被迫害致死的贺龙，也曾携妻在周恩来家住过一阵子，周对贺龙夫妇照顾备至。有一次王光美被造反派以女儿车祸骨折为由骗走，周立即派人把王光美保回来，并对她说“光美同志，要经得起考验啊。”这个情义并茂的举动多年令王光美唏嘘不已。
1972年为陈毅去世举办悼念仪式时，周恩来热心作了许多工作，甚至是积极争取，力图为这位曾经的有功之臣恢复名誉，一时“传为美谈”。而1975年夏天周恩来拖着重病的身体参加贺龙的追悼会。贺的妻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
我就听到外面“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留下来的眼泪。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
我的天！除非是等到中国将来出了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否则不能写出这样一种复杂人物之复杂心态。周恩来完全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他的确于心不忍，痛心不已！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经受那样一种深深的愧疚感的无尽折磨？他是否考虑过，他将怎样和能否偿还因为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难以弥补的后果？岂是别的，而是无数人因此送了性命！什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这种心甘情愿、死心塌地最终带来了什么吗？是否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历史将还他一个清白之身？让他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些冤屈的亡灵会不会在阴间跟他缠绕不已？他是个真正的无神论吗？相信自己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从他生前有所顾忌、有太多顾忌的情况来看，又不像；那么他是一个有神论，他崇拜的神是毛泽东吗？他不是眼看着毛泽东作为他的下级一步一步提上来的吗？在将毛泽东看作“人”和看作“神”之间，所跨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这个跳跃是如何完成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和风云突变的历史舞台是怎样划分和衔接的？
但是一般老百姓如吾辈，并不是莎士比亚，离莎士比亚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还是把那些复杂迷惑的心理过程，丢给伟大的天才和智者们吧。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有权利对大人物的心理状态、心理动机不感兴趣，也不想对他们的为难之处负什么责任。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们还有我们的难处呢。我们每个人难道不也是生活在种种为难的处境之中？说这个难道有什么意义吗？该做的事情不是还得去做吗？同样，我们每个人也要独自站在历史或者上帝的审判面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一个政治和经济共同体中生活的公民，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共同体中的政治家们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是他们在公开的、决定性的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是在政治决策方面的看得见的行为。因为这种决策将以一种普遍性覆盖全民族每一个人的生活，令他们因此得福或者遭祸。
假如你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某个打倒老干部的决议，尽管内心多么不赞成，但是并没有阻止这种决议的产生和发挥效用，你会后、事后再力图做出某种补偿，只能是杯水车薪！你保了张三而李四呢？你保了部长级而副部级呢？你保了党内的要人而党外的呢？中南海住满了怎么办？你保了上层而下层呢？在下层发生的并不比上层更不残酷，许多下层的工人农民也一样迫切地需要保护呢？他们怎么办？等你高高在上的周恩来亲自一个一个签字、画押？人命早就没了！早就人头落地了！不说别人了——已经落脚在周恩来家的贺龙他就没有保得住。屈从林彪的压力，周不得不在某日交出贺龙，从此贺龙一去而不复归。
从这个立场看周恩来的那些富有人性味的举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的小学课本上至今还有邓妈妈为周总理缝补睡衣这一课，真是愚蠢之至！周恩来穿什么睡衣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做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人们对他的要求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准，是否还有人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汉娜·阿伦特花很大力气来划分——某个人在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的行为与他偷偷摸摸所做的好事之间不可混淆的区别，认为后者是处于“公共生活的对立面”上。某种“善行”处于隐蔽状态，回避了在公共生活中所要承担的责任，逃离了在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参与和发挥影响——无疑，政治生活在其他生活中占有先行和决定性的作用。在从看得见的公共视野中消失之后，“好人仿佛从虚空中冒出来”，而从虚空中冒出好人还是坏人纯属偶然。着眼于公开的生活公开的行为以及所导致的巨大结果，阿伦特接近这样一个结论：光凭良心是靠不住的。
把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人——如雷锋，当作民族伦理的楷模，这是一个民族丧失了公开的政治生活、丧失了起码的公共生活及其尺度的严重信号。而对事后、背后、私下里所施加的小恩小惠感激不尽，仍然是臣民心理而完全不是平等的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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