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林希翎大姐是五一九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站立者左四李盛平，左五曹志杰，左六陈子明，左七王军涛，左八林希翎，左十韩志雄，左一林刚、左二孙庆祝也是四五运动中的被捕者

     林希翎大姐是五一九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陈子明

  

   【谷歌祭园按】
    在林希翎北京三里屯追思会上，陈子明先生首度精辟概述了他对民主运动在中国的深入研究：1949前的四个台阶、1949后的四个高潮与六四后的三个阶段。令与会者耳目一新。本篇即其追思发言之再补充稿，连同一张四五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标志性人物在九龙壁前的合影，一道郑重邮给我，是期望编入《林希翎纪念文选》。
    如今追思者被追思，痛何如哉！
    斯人去矣，风范永在！精魂永存！
    陈子明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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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者实施思想垄断、文化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掩盖历史和篡改历史，尤其是要抹煞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的历史。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有一定效果的。2007年，我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说：“人们常说，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不知道十年前北京之春运动的历史；说来惭愧，我在投身四五运动和北京之春运动时，也不知道二十年前五一九运动的历史。我们反抗专制，就要恢复历史的真相，建立中国民主运动的统绪。”应当说，在这方面国人至今做得还很不够，以致现在有些年青人，连八九民运也不知道了。

         以前，我只知道官方所谓的“反右运动”，我是在与林希翎大姐接触之后，才首次了解到被官方史学所掩盖了的五一九运动。五一九运动是从毛泽东“运动群众”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的第一个案例。眼下我正在写作《民主运动在中国》一书，我认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在1949年以前有四个台阶：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的绅权运动，发端于五四时期的国民运动，1929年由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的人权运动，1939年到1946年期间的宪政运动；1949年以后有四次高潮：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底至1981年初的北京之春运动（包括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体制外的民主墙运动，体制边界的竞选运动），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六四”之后的大陆民主运动则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年以前是地下反抗运动，1993年以后出现了公开的政治反对派运动，进入21世纪之后诞生了更加具有群众性的公民维权运动与宪章运动。

   1979年，我和林大姐等曾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拍过一张合影，合影者中包括了从五一九运动到八九民运这四次民主运动的代表。我手头保存着这张很珍贵的历史照片，会后我会寄给“林希翎治丧委员会”正副秘书长朱毅、王书瑶先生。林希翎大姐是五一九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曹志杰是四五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他是天安门广场上第一篇悼词的作者和组织者，被公安局列为“一号案件”，他在去年病逝了，我写过《我们的老大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231）一文悼念他。韩志雄是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受到最多宣传的“四五英雄”。王军涛是民主墙时期的民办刊物《北京之春》的副主编。李盛平是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首位当选人民代表的竞选者。我本人和王军涛后来被当局认定为八九民运的所谓“黑手”，判刑十三年。当时，王军涛、李盛平与林大姐交流比较多，林大姐还出席过《北京之春》的编辑部会议。通过这种交流，我们作为后来人，得以知晓五一九运动的经验教训。

  五一九运动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第一声春雷。这次运动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第一次改革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李慎之后来说，“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林希翎等五一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受到苏东国家改革思潮的影响。林希翎当时说：“我看到（赫鲁晓夫）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但是，五一九运动并非完全是外来影响的产物，它首先是产生于对中国现实的不满。林希翎当时就指出：“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中共建政后，实施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已经积累了很多民怨，所以林希翎说，“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当时北京大学“民主墙”的一篇大字报写道：“种田人吃不饱，有饿肚的，吃泥土的，吃蕨包的，耕田插秧站不稳，跌倒在地里的也不少，割去青苗的也不少。为什么？可食之物，逼上交（政府购买）。”“养猪人，无肉吃。……区里干部碗上肉块满桌面”；“农民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要辛苦，但是有些汗是白流的”。另一篇大字报写道：“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犹如大火在心中燃烧。……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睹”。他大声疾呼：“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有不平就要控诉，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历史的铁律。
  今天在座的各位前辈，不仅当年是暴政的反抗者，现在仍然是社会不公正与社会压迫的反抗者，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再次向林希翎大姐和各位前辈，表示衷心的敬意。

 （本文是在2009年10月18日北京“林希翎追思会”上的发言摘要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