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主动右派”的三种类型
——“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
陈子明
本篇与作者在林希翎北京追思会上的讲演同时邮来，显然，是陈子明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独辟蹊径研究之大成。连同追思讲演一道表明：陈子明先生1957年学、五一九运动综合研究之博大精深，不仅举国民主宪政理论家无人可企，而且为钱理群先生之外所有北大五一九人本身难以企及。
纪念者被纪念，痛何如哉？——陈子明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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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运动究竟打了多少右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全国所划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中右分子’，或工人、民警等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数量很大。其中，仅失去公职需要安置的，全国约有十六万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此外，当年在农村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也划了不少右派，虽然后来中央下令不许在农村小学和基层干部中划右派，但是为时已晚，划和不划已经乱了套。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这两者大体上也有几十万戴或没戴右派帽子，却按右派，甚至重于右派的处理办法处理的‘中右分子’。”这几部分人加在一起，总数不会少于一百万。1991年，丁抒《阳谋》（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一书中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2006年1月，又有香港杂志援引1958年5月3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的数字，各类右派人数竟然超过300万人。[1]
1980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五人的右派分子身份不予改正。此时，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外，陈仁炳是五人中唯一活着的一位。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2]55万人或130万人或300万人中有多少“真右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按照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的定义——“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当时所谓“章罗联盟”的头子章伯钧和罗隆基，也没有“反共”即推翻共产党的胆识。如果按照毛泽东在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添加的“六条标准”[3]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因为对这些标准的解释要灵活得多。
本文不采取“真右派”与“假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而采用“主动右派”与“被动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是主动地登台表演还是被动地揪上台，比较容易辨别。
一、“主动右派”与“被动右派”
“主动右派”指右派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是在1957年5月1日 至6月7日 的“整风运动”期间，确实有所言论、有所主张、有所行动，甚至有所组织的人；[4]还包括在6月8日 ——“整风运动”已经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之后才“跳出来”的人。其中一些人是有良知的中共党员干部，他们公开表态反对中共领导人的背信弃义，为救人而己溺。[5]
“被动右派”指右派中的另一部分人，他们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并无任何可以指摘的言行，却被反右运动的各级领导者认定为右派的人。“被动右派”又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个类型是大体上符合中共中央制定的右派标准的人，这些人虽然没有在“整风运动”中公开亮相，但过去或者私下里可能说过一些不中听的话，被领导、同事、同学甚至配偶、子女揭发出来。另一个类型是根本不符合中共中央制定的右派标准的人，仅仅因为本单位领导不喜欢或者为了凑右派人数比例而被圈定。[6]
本文把“主动右派”分为三种类型：“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详见以下各节）。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具体要求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满现状，要求变革。1957年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严峻问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不满情绪。新闻记者和青年学生，对于这些问题和情绪是最为敏感的。
刘宾雁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兼工商部主任，他在1956年7月回了一趟老家哈尔滨，感触颇多。八年不见，“哈尔滨变了很多，它本来的特色更加黯淡了。保留俄国特色最多的中央大街，原来各色各样的俄国招牌，几乎一律涂上了红色油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这些商店现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在夏日阳光下，油漆红得分外刺眼，也使这种单调令人更难难耐。”“我离开这里时，市政府的全部机构只占据一幢不大的二层楼，官员人数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人。现在人口增长为那时的四倍，政府人员却增加到三千七百余人。加上党、团、工会等机构，则达五千余人。如果把各基层组织中的专职干部也计算在内，数字就会更加惊人。”“随着抗美援朝的结束和阶级斗争的淡化，对于前些年颇见成效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人们已经开始淡漠了。同时，工人们作为人的各种需要与欲望也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然而物质生活的改善却很迟缓”，“哈尔滨的物价指数那几年每年上升将近15%，而工人的工资却已有几年没有提高。拿二、三级工的工资而做四、五级工工作的事，相当普遍。几年收入不变，甚至临时工干了七年仍不能转正，工人们就只有不断压低自己的饮食水平了。有些人只能吃粮而不能吃菜。……哈尔滨的有些青年女工必须积蓄几个月才能买一块花布”。到1957年，工厂里的情况变得更加严峻了。4月，《中国青年报》社长张黎群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道。于是，刘宾雁被紧急派往上海采访。他在调查中发现，永大纱厂在公私合营后，“生产下降，由赢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任命的是不能称职的、工人不喜欢的干部，‘选举’的是他们不信任的工会主席。党、团、工会拧成一股绳，一心抓生产，不管工人死活。……工人的困难无人过问。甚至有的工人被生活所迫要自杀了，工会仍然不管。一个洗澡用水的问题就不知喊了多久。写了许多信给党的区委和报社，一概石沉大海。……在这种态势下，除了罢工引起高层领导与社会舆论注意这家工厂的危急状态，还有什么办法呢？”他于5月25日 写信向毛泽东进谏：“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7]
刘宾雁在回哈尔滨途中，曾在长春车站餐厅里遇见一个乞丐——到东北逃荒的安徽农民。就在同一时间，新华社记者戴煌回到了离别七年的故土——苏北阜宁县的沟墩镇，看到了更多的农村悲惨情景。“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兴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共产党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1954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人们举例说，邻近一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便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戴煌决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他的万言上书是一个未完成稿，但在反右运动中仍将其主动交出）：“在提高国家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国家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在这封信里，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计的灾民在啃着树根草皮呢！”戴煌的结论是——“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有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8]
在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中，大学生们也提出了“农民苦”的问题。北大“民主墙”的一篇大字报这样写道：“种田人吃不饱，有饿肚的，吃泥土的，吃蕨包的，耕田插秧站不稳，跌倒在地里的也不少，割去青苗的也不少。为什么？可食之物，逼上交（政府购买）。为什么？干部说：超额完成任务，光荣加光荣”；“养猪人，无肉吃。……区里干部碗上肉块满桌面”；“小株密法农民不要逼去种，生硬搬来又强种，良田减了产。农民保守落后一切都封建，过去做法都不行，种田不和农民来商量”；“农民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要辛苦，但是有些汗是白流的，例如，几十亩田挖成塘，塘刚成，今下填平种上秧，积肥肥堆成山，质不好数量多也光荣，用不完堆起来，更光荣”。[9]问题的症结同样是指向“特权阶层”。一位理科学生的大字报写道：“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犹如大火在心中燃烧。……我自小学到初中天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总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歧视鄙视……。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睹”。他大声疾呼：“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10]
著名学生右派林希翎当时指出：“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满足现实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黑格尔有绝对观念。现在有些领导也成了黑格尔。”“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11]“对现实不满”，是“主动右派”登上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知识分子感觉到的“早春天气”。[12]经过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已经深刻领教了共产党的权谋和手段，如果不是认为共产党自身出现了某种积极的变化，不管他们心中有多少不满，是不会贸然以卵击石的。“天气”的变化，包括国际气候的变化和国内气候的变化。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随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当时颇受中共元老吴玉章、谢觉哉等人赏识、消息灵通的林希翎就曾“公布、抄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说：“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13]进入1957年之后，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鼓励知识分子“鸣放”。在4月30日 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甚至说到：“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为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14]5月1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从5月8日起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参加的系列座谈会。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内政治气氛下，知识分子才感到可以说些话了。政治上比较幼稚的青年学生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本人与中共各级官僚机构在“鸣放”、“整风”问题上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连政治上更加成熟的某些中共党员干部（例如许良英），也产生了“反右派斗争”是“一些反对鸣放的干部背着毛泽东干的”这样的错觉。事实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人讲得比较厉害的一些话，以及北京大学点燃的“五一九”学生运动，都是在5月14日晚九时 至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后，才“出笼”的。[15]从某种意义上说，“主动右派”也是“被动右派”，是毛泽东、邓小平“放长线钓大鱼”[16]的捕获物。
二、“右翼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 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把“右派”分为两类：“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17]所谓“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是指社会各界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本节先分析“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下一节再讨论毛所说的“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钦定的“右翼知识分子”——以章伯钧、罗隆基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实际上大部分是中左翼知识分子。退回十年，毛泽东自己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在1940年代中后期，左翼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右翼知识分子是国民党人、官方意识形态的信徒，而革命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此时已经蜕变成党国领袖蒋介石的威权主义和传统主义。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是“第三方面”或“中间势力”。属于“中间势力”的知识分子又分为中左翼知识分子和中右翼知识分子。前者是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后者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自由主义者。1949年之后，右翼知识分子和中右翼知识分子，或者跑了（跑到台湾、香港和海外其他地方），或者被镇压了（“杀关管”），或者隐匿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性质认识得更透彻，不大容易中“阳谋”）。政治谱系从中间折断之后，原来的中左翼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新“右翼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18]当然，在名气比较小的知识分子右派中，也确有一些人位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光谱右半部分。
所谓“反共”的最重要证据是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5月27日 ，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出了葛佩琦三天前的发言，其中有这样的话：“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葛佩琦当天下午就找到人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要求更正，因为上述引文与他的原话有出入。然而，不仅《人大周报》没有更正，四天后《人民日报》转载时，又进一步断章取义，横加篡改。[21]即使按照篡改后的文本，葛佩琦的话是一个假设句——如果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了，就会被打倒。类似的话，毛泽东在1957年也讲过，中共领导人此后更是经常讲、反复讲。但是，他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葛佩琦之所以比别的右派讲话更有底气，也是因为他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和为中共立过大功的情报人员。
“轮流坐庄”，据说是章伯钧的言论。然而，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与章的 夫人和女儿谈话时承认：“当年给章 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 先生头上。”[22]“轮流坐庄”，就是轮流执政，也就是搞议会政治，划分执政党和在野党，举行竞争性选举，由选民投票决定谁来执政。尽管“右翼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心中可能有这样的愿景，但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并没有作过这样的表述。章伯钧在鼓吹“政治设计院”的时候，明确表示“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23]当时，“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并没有“取（中共）而代之”的“野心”，他们的目标是联合执政，有职有权，参与决策，最多也就是“分庭抗礼”。
1949年建政时，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签署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认新的政权是“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储安平在“整风运动”高潮时说：“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24]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恢复到“联合政府”的那种状态。
民主人士有职无权这个话题，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第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交通部长章伯钧就指出：“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25]也担任部长的罗隆基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26]后来有人揭发，罗隆基到森林工业部下车伊始，曾说：“在行政单位，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以后一切事先和我谈’。”他试图插手干部司的工作，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此后对于部长的工作就“热诚不够”，当起甩手掌柜来了。[27]
章伯钧说：“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28]章伯钧还没有提一些更重大的国务事项，例如全面推行农业合作化和开展肃反运动等，其决策过程完全绕开了“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
罗隆基认为，鉴于“三反”、“五反”、“肃反”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他建议“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29]由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大和政协系统中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花瓶，罗隆基希望通过成立一个有实际政治功能的新系统，使他们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章伯钧主张“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也只不过是要它们发挥一种谘议性功能。“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30]他期待“政治设计院”能够有助于了解情况、沟通观点、提出建议，还不敢奢望其行使政策制定权和否决权，所以他说“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王造时对于改造政协的想法距离现代议会政治更加遥远，他说：“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31]
“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是罗隆基在1957年7月15日 《我的初步交待》[32]中承认了的。查《现代汉语辞典》，“分庭抗礼”就是宾主站在庭院两边相对行礼的意思，现在用来比喻平起平坐。罗隆基在5月10日 的发言中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此前，章伯钧在民盟会议上提出了民主党派党员人数的具体目标。“要使各党派成员发展到一、二百万，一定要改变以上层为主，以大城市为主的方针，……既要长期共存，就一定要多多发展青年”。[33]此时，中共党员已经有1200万，即使发展到一、二百万民主党派党员，也只不过是中共党员的一个零头。如果“宾”都不存在了，还谈何“分庭抗礼”。民盟四川省主任委员潘大逵对于“分庭抗礼”的理解还要更深一步，他提出了“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平起平坐”三个口号。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沈志远同意潘大逵的口号，他还认为：“今后党和民主党派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民主党派应当独立自主了，今后不要一切依靠统战部，应当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了。”[34] 平心而论，不论是章罗还是潘沈，他们的着眼点都是放在民主党派的生存、发展、发挥活力和效用方面，还根本达不到考虑“轮流坐庄”、“取而代之”的地步。
既然“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没有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构成现实威胁，为什么毛泽东要对他们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甚至说“什么良心不良心”，“我们决不可手软”呢？[35]因为他不能接受一种受到社会制衡的政府治理，他要的是共产党“一元化领导”、“全面专政”以及“书记挂帅”、“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畅通无阻地推行他的一系列激进政策。
毛泽东自称是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右翼知识分子”却要他“加强法治”，“加紧立法”。王造时说：“既然要扩大民主，就不能不加强法治。……我们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向来重人治而轻法治，解放虽已经八年，但是在我们大家的思想上和生活习惯上，还有不少的人治主义的封建残余。因此我们要特别注重民主法治的宣传和教育。”“依据宪法，我们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还没有通过普遍的立法来把它完全实现。例如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在什么范围内自由，在什么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黄绍竑说：“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黄守礼认为立法所以迟缓和中央的几个指导思想有关。首先，“中央认为没有法律也可根据政策办事。”其次，“中央害怕早颁布法律束缚自己手足。其实用法律束缚一下干部，防止他们违法乱纪是必要的。有法律就可以限制专横。因此，中央怕法律束缚手足本身是违背法制的”。[36]在毛泽东心目中，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用来束缚他人手足的，岂容用来“束缚自己手足”。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普遍开展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中共八大也在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这种国际国内大环境下，毛泽东感到自己在党内的权威下降了；党政官僚们已经形成一个特殊阶层，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对毛的指挥棒也不是那么顺从了。毛想要借助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上”的力量，来“修理”党内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这就是“整风运动”的来历。出乎毛的预料，他本人的所谓“民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手下的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整风运动”开展不到半个月，他就感受到社会上的不满比党内的不驯服更具危险性。于是他紧急转舵，采取了“杀鸡给猴看”的策略，通过对杜撰出来的“章罗联盟”和“右翼知识分子”痛下杀手，来恫吓和威慑潜在的党内反对派。可以说，他的新策略基本上是奏效了。
张奚若在“整风运动”中批评了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张奚若说的这些，是就他所见的一些事例所作的概括，并不是专门说毛泽东的。[37]陈铭枢则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私信中直接对他本人进行“规谏”。他的概括比张奚若更尖锐：“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他批评毛：“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毛泽东对陈铭枢的批评非常恼怒，他在1958年1月28日 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回击道：“‘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38]试想，如果毛泽东对“少正卯”手下留情，允许陈铭枢式的人物有说话的余地，在他强力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时，怎么会出现社会上噤若寒蝉，党内只有“彭大将军”寥寥几个人在庐山上为民“鼓与呼”的局面？牺牲上百万右派分子政治生命的直接后果，就是进而葬送掉几千万饥民的身家性命。
青年罗隆基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有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证。进入1930年代之后，他参与发起国家社会党，后来又担任民主同盟的宣传部长，逐渐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晚年罗隆基，可能又重新回归自由主义。1962年，他以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他和章伯钧“要求民主”而被打成右派的条目为荣，透露了其中的消息。章伯钧在1957年公开声明不主张“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但在四年后，他对女儿章诒和说：“努生（罗隆基）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39]在经历了“三面红旗运动”这样空前惨痛的“人祸”之后，中左翼知识分子向中右翼——自由主义方向的转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章伯钧、罗隆基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之后，也发生了与之类似的思想蜕变。
三、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
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也就是说，他心目中的“修正主义者”既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又有为数更多的青年团员的右派。[40]事实上，“主动右派”中的修正主义者类型，还应该包括大多数非党非团的大学生右派。到1957年，共产党掌权已经八年，院系调整、“取缔资产阶级伪科学”已经五年，新一代大学生是“在红旗下”接受教育和形成世界观的，尽管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41]但他们与“右翼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精神上的血脉关系。
毛泽东说“他们（指修正主义者）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42]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修正主义者主要包括两类人——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五一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像李慎之、刘宾雁这样的党内知识分子右派。而这两类人都与“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缺少沟通和配合。钱理群说：“值得注意的是，鸣放中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后来成了大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以至储安平等的言论，在大学校园内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应。”[43]林希翎就很看不起上层的“右翼知识分子”。她说：“现在的‘鸣、放’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说，为了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闹翻，要广大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综合起来，这是理想的。”[44]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不怕和共产党闹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是一家人，家里人吵架，不需要有顾忌。“右翼知识分子”对于大学生在言行上的肆无忌惮，则是忧心忡忡。在著名的“六六六”会议[45]上，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事情很容易扩大。300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曾昭抡说：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章伯钧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钱伟长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46]当时学生运动骨干与知识分子精英两方面的心理状态，十分类似于1989年5月份学生绝食运动时的情景。叶笃义在四十多年后回忆，与会者“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他们想约请周恩来共同探讨如何平抚学生的情绪，“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周的回音），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了 ”。[47]毛泽东把章伯钧和六 教授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说他们开会是要“到处点火”，“煽动工农”和“学生”，是“利令智昏”——“‘利’者，夺取权力也”。[48]
本文所说的修正主义，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按照一般的政治思想分类，仍然属于左翼的范畴，即比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偏左一点。郭罗基指出了学生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与民主党派中的“右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49]前者是言论层面上的差异，后者是行为方式上的区别。
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批判的“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包括李慎之。毛指控他们“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50]但是，李慎之等人的言论在当时的报端上并没有披露。前述刘宾雁、戴煌等人从实践中总结的理论新观点，则是在给毛泽东本人的上书中流露的，一般群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当时“主动右派”中修正主义者的代表性观点，是由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大学生在“五一九运动”中公开表述的。
谢泳写道：“在1957年，一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能表现出这样的思想锋芒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她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成长的。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1957年的言论只是他们过去思想的自然发展而已，比之于40年代的言论，似乎并未提供什么更新的东西；但对于在封闭环境中成长的林希翎来说，她表现出的冲破单一思想模式的勇气和能力，是学生右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1935年，林希翎生于上海，本名程海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以调干生资格进入人大法律系读书。林希翎是她第一次发表文艺评论时所用的笔名：来源于当时三位活跃的文艺评论家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从这个笔名，大体可看出林希翎当时的思想倾向。青年林希翎的思想背景有两个来源：一是当时流行的教育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二是当时的苏联文化。……由于特殊的经历（林希翎曾和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她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改变了她的许多看法。她曾说：‘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51]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说：“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5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林希翎思想的主要来源与基本属性。许行指出：“影响当年学生运动的，并非来自成年人的鸣放，而是来自国际共产阵营的三大刺激：一是苏南纷争中南斯拉夫的铁托思想；二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三是波匈事件。学生们的思想探索，就是从这些方面着手，形成一股新思潮，由此与成年人的鸣放言论一起，共同构成当年灿烂的异见思潮。”[53]
“五一九”学生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思想状况，与林希翎大致相同。他说：“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54]又说：“‘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波匈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没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55]显然，谭天荣等学生右派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孙中山、梁启超、胡适、张 君劢、梁漱溟，也不是来自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而是主要来自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铁托。毛泽东在1957年初就说过：“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56]对于谭天荣来说，“五一九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复归”运动——“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57]他在运动中倡议建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他说：“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绝对权威，……正是恩格斯教会了我怎样生活、工作和战斗，……我要把自己培养成恩格斯那样柔韧坚定而又深远的人。”[58]进入21世纪后，古稀之年的谭天荣分析了“自己成为右派的三个原因：中学时期形成的‘保尔情结’；未名湖畔北大人的对我的潜移默化；以及自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他表示：“我至今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信念，我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潮格格不入”。[59]
对于大学生中修正主义者的思想背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看得很清楚。他说：“以前几年学生都听党的指导和苏联专家的指导，学习马列主义一系列的文件和书籍。有的学生是模糊的，有的学生是认真研究的。那些认真研究的学生，将马克思的学说，以及唯物辩证法等等，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等等，研究出新的道理出来了，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学术已经过时，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错误，就开始不信了。”“对马列学术研究有素，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认识清楚的学生，敢鸣敢放，批评党领导教育部门的错误与黑暗。其他平素模糊的学生，亦恍然憬悟。”中国人民大学英语教授许孟雄说得更加一针见血：“共产党所希望的人民大学，是要一窝蜂一般。那些学生经过党的指导，马列主义的教育成功以后……能飞往各地去螫人。”“但这群蜂在蜂窝里看到不妥，变了质，不愿螫人，反要咬制造蜂窝的主人。那是共产党没有想到的。”[60]
由于列宁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所以在1957年并没有什么人以之自我标榜，但当时修正主义的名声还不像后来那么坏。谭天荣说：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修正”了马克思主义。[61]严仲强说：“现在修正主义这个用语的意义很不明确，它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有些混淆。”[62]龙英华说：“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的路线谁胜利的问题。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63]作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对立面，他把毛泽东与国际上的著名修正主义者并列在一起。毛泽东本人无疑是一个勇于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修正主义者。小修正主义者谭天荣曾天真地说：“（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64]然而，基于毛的帝王心态，老子怎么“修正”都可以，“娃娃”们要“修正”，就是右派，就要专政。
1957年“娃娃”们主要的修正主义观点，就是鼓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人权。北京大学一篇佚名大字报称：“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五·一九’的重大意义，将为历史所证明。”[65]叶于泩写道：一切社会都有民主；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的舆论来。[66]龙英华提出：“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也订出五年计划来）。）。‘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现在农村民主化，实行选举。工厂学校应向农村学习。”[67]王国乡说：“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68]谭天荣一篇文章末尾的口号是：“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69] 经过反右运动的残酷打压，同样的口号，要等到1970年代才由李一哲和任畹町等人再次公开提倡。
“右翼知识分子”谈民主，谈法治，谈立法，谈监督，但很少谈特权阶级（阶层），这是他们与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差异。可以说，特权阶级论（或新阶级论）是“娃娃”们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核心，而这一观点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之上。龙英华说：“在社会主义中，说有新阶级，即是修正主义。但是有阶层，揭出这一点是有好处的。”[70]谭天荣说：“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71]特权阶级论（或新阶级论），萌芽于罗莎·卢森堡，成型于密洛凡·吉拉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72]吉拉斯的书1957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1963年内部发行，“五一九运动”的参与者可能听说过他的观点，却不大可能看过他的著作，但是，中国大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得出了与吉拉斯大致相同的观点。
周大觉以“一个自幼耕读，挣扎，受地主，也受新阶级压迫者”的名义写道：“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易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见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他呼吁“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73]群学说：“问题之所在，是公有制如何使其名符其实——就是体现在分配上的合理化（决非绝对平等）。现在，经济上以各种名目，照顾之类，较高级官员过多地实际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实际上极不平等，这些现象决非一个国家、
一地， 半载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长期存在。这就是‘谈论’所说的‘新阶级’的形成，它的枝叶是在不完备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长起来的。决不能简单地、唯心地‘说成是’人们的思想问题。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悬殊，就必然地要产生个人崇拜”。[74]岑超南说：“领导由于官僚主义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可是领导要工作就要有耳目，由于宗派主义，于是就找党团员这些上层分子为耳目，特殊阶层随而产生！”“领导深入群众，信任群众，与群众商量工作自然会好，不必特殊阶层代劳了！”他的大字报的结束语是：“特殊阶层，历史使命已告终了，安息吧！”[75]
佚名的大字报说得更加尖锐：“当权者们利用革命胜利后人民对党的无限的热爱与信任（甚至到盲从的程度）偷偷的将自己和劳动人民隔开了，当权者们利用了人民对党的迷信加上自己的权力给自己立下了各种各样的特权，（无数铁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请参看‘谈谈’同学与‘谈论’同学的文章），这些特权绝不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集团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愈来愈稳定了，谁做上官，那么他将永远的做官（除非犯了反革命的罪），而且他们孩子也做官，大官的儿子是不会做堂倌和理发员的，有头脑的人们！这种稳定性有世袭制度的气味。”“现实生活中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重大错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这样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其追随者的存在，
就是‘三害’得以横行一时的基础……它们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社会主义内部主要对立面（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的斗争与统一就是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发展是遵从着渐变到突变的规律，因此，当人民发觉到生产关系中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时，就必然要求一个根本变革。”[76] 对于修正主义类型的学生右派来说，理想模式还是要“复归”到老祖宗马克思那里，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制度，或者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77]
谢泳说：“1957年，学生右派很引人注目，原因是他们以结社、演讲、创办刊物等方式参与政治活动。这些人当时大多是二十几岁，正值思想活跃时期。与其他右派言论相比，当时大学生右派的言论较少情感色彩，他们直接从自己的生活处境判断社会现状，这一特点决定了学生右派言论的纯洁性和超功利色彩。”[78]“五一九运动”的骨干把自己和 “右翼知识分子”划分得很清楚。严仲强写道：“本校‘五·一九’运动是一次民主运动，它代表有理智的中国青年内心的呼声。过去被歧视的，不敢讲话的人开始讲话了，不少人抛开书本奋不顾身的投入斗争，为了人民最高利益，他们不考虑运动斗争对自己究竟会有多少好处。”“按照派最初的定义，这种势力应当称为左派势力，中共是中间势力，还有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民主运动的力量”和“右派的力量”是“两支性质不同的力量”。“中共……为了获得最好的政治效果，打击右派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将民主运动与右派进攻混为一谈，从而打击了进步力量”。这是“虚伪”、“不择手段”的，“这种作法从长远利益看，非常愚蠢”。就算是“左派势力”（或“进步力量”）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的陪葬），严仲强表示：“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79]
“五一九运动”（这里泛指北京大学和北京各高校乃至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的“第一声”，是1957年5月19日 北京大学“历史系一群团员和青年”（其实只是历史系学生许南亭自己一个人）在大饭厅贴出的大字告示（后来被命名为“大字报”），全文为：“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如果有，是谁？是谁选的？他能不能代表我们的意见？”随后，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一张16开纸的小字告示，其内容是：“要求开辟民主墙 一、要求取消党委制 二、要求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 三、开辟民主园地，让同学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数学系四名学生（张景中、杨路、陈奉孝、钱如平）组成的“自由论坛”则提出了六项主张，包括：“一、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秘密档案制，实行档案公开；三、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80]接下来，是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抄写在两张粉红色标语纸上。诗中写道：“是时候了，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离”，“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81]20日，谭天荣贴出大字报《第一株毒草》，以后又陆续贴出第二、三、四株“毒草”。“据当时不断贴出的署名‘无名氏’的大字报《新闻公报》的‘统计数字’：‘从5月19日下午到20日下午5时20分止，校园内的大字报共162张。’其实，‘无名氏’的统计仅是一日之状，而后情势则已成‘等比级数’上升。”[82]大字报这种表达方式，也迅速地从北京大学传播到中国人民大学等其他高校。
校园中另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是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根据鲁丹的回忆，早在5月上旬，“大学生们的心已经从书本，吸引到关心整风运动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院里开始贴出各种布告：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探讨会，欢迎参加。中国农业问题研究会，欢迎发言。”到“五一九运动”之后，讨论会的话题逐步升级。“新闻系宿舍前出现了一张《论党有没有危机》的座谈会广告，约请有兴趣的同学座谈讨论”。[83]在北京大学，到5月20日 晚上，“同学们已不满足于写大字报，还在广场上开展了辩论会，很简陋，却也很方便，搬来一张桌子，就是讲坛，谁想说什么就上去发表一通意见，如果想说话的人多，就排队，而且还限制时间，热烈而民主。一时之间，北大校园热气腾腾。大家都感到很兴奋。”[84]23日下午，由校方准备好大型讲台（“上铺木板，置长桌、长椅，周设铁架，悬聚光灯、扩音器，装备甚好”）的辩论会在“三角地”举行，“五一九运动”的主角之一林希翎，就是在此次辩论会上呼吁为胡风平反而崭露头角。当日晚，大餐厅外墙上有人贴出大字标语：“林希翎万岁！”[85]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登台亮相，标志着校际串联的开场。5月26日 ，北京市高等学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以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全体同学为主体的北京大学29名师生（包括一名教师黄继忠），前往清华大学，拟将北大的运动情况向与会各校作一宣讲。此后，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陈奉孝等人又“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联系”。[86]6月2日 至5日，北大六人小组（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杨路、沈泽宜、梁次平）前往天津的南开大学等几个高校串联，介绍情况，发表演说，“发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此外，北大学生为了扩大影响，还把油印刊物《接力棒》寄往全国各高校。[87]
北京大学的运动骨干们还进行了“组织化”的尝试。5月28日晚 ，由陈奉孝发起，他和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等人在未名湖畔花神庙开了“预备会议”，商议按宪法赋予的权利，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提议起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第二天晚上，在外文楼一楼西端的阶梯大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根据张景中的建议，组织名称改为“百花学社”。30日晚，学社骨干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于泩、袁橹林、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在陈奉孝的宿舍开会，推选谭天荣为社长，陈奉孝为秘书长兼管组织股、总务股，张景中为宣传股负责人。会议决定办一个刊物，张元勋建议命名为《广场》，以体现五四时代北大的“民主广场”这个历史意义。《广场》主编张元勋，副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编委为：谭天荣、陈奉孝、张景中、杨路、赵清、袁橹林、叶于泩、梁次平、李燕生、张志华、李亚白、龙英华、谭金水等人。31日，正式发表了《百花学社成立宣言》，表示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88]
北京大学的“运动开始之后，除了大小字报，同学们还编写和油印‘出版’各种小报，最初就有前面提到的‘新闻公报’，以后又出了《自由论坛》和《百花坛》，此外，还有《浪淘沙》等等刊物。……据说，到了二十几号，就有刊物八种之多”。[89]《广场》编委会决定把刊物铅印一万册，在校内外广泛发行。6月5日 ，张元勋与崔德甫将买来的白纸三十令与稿件及封面图案铅版等送至北京市印刷一厂，约定五天后（即6月10日 ）校阅清样。到了10日，《人民日报》已经发布了反右派的檄文，印刷厂奉命撕毁合同，并扣压了稿件和纸张。面对高压，《广场》编委会没有屈服，他们决定自己动手，油印《广场》。从18日至20日，他们刻版三套，总共二百多页蜡纸，“6月21日下午 至次日清晨，我们一齐动手油印、折页、装订，共成五百余册，为策略计，未用‘广场’作刊名，只以《北大民主墙选辑》名之”。随即“在大餐厅东门外的空地上放一张小桌”，“人们便马上围拢了来，抢购如潮”，刊物“倾刻售尽”。[90]
王书瑶说：“从1957年开始，中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就一直同大字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源盖出于北大之第一张大字报，北大这第一次大字报运动。”[91]不仅仅是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民间社团、民办报刊，此后历次学生运动的多种活动样式，都是对“五一九运动”的继承和发扬。胡耀邦曾一度指责青年学生在历史上三次向中共夺权，第一次是指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第二次是指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第三次是指1980年冬季的高校竞选运动。[92]其实，受毛泽东、康生等人操纵的红卫兵运动与完全自发的另外两次学生运动不可同日而语。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与1957年“五一九运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三点重要的区别：第一，竞选运动虽然也受到严厉打压，但是胡耀邦很快便清醒了，最终没有在学生中抓“右派”；第二，在当时的高校学生中没有出现尖锐的左右分野，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改革派；第三，竞选运动的骨干已经不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抱有幻想，他们的理想模式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93]
尽管“五一九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修正主义思潮，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轰动一时的《自由主义者宣言》。张景中当时说：“这次运动的主流是好的，‘自由主义者宣言’……可能是不好的，但这不是主流”。[94]王书瑶后来回忆：“说来好笑，在我的思想反复的过程中，我还去批判过一次物四严仲强。严仲强最主要的言论是他的‘自由主义者宣言’，那篇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着’。在那时，公然提出自由主义宣言，对于我们这些受着严格组织纪律教育的共青团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后来我们一起上了囚车，他心里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竟也是右派？”[95]张元昭回忆：《自由主义者宣言》极为当局者所恨恶！“连后来为官方编集以作‘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中也不使其在！以免那太具说服力与煽动性的慷慨话语不仅不会被‘批倒批臭’，或许还会‘继续毒害青年’，故干脆除之务尽，不使为死灰，恐其复燃也！”[96]与林希翎、谭天荣不同，严仲强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怀疑：“不能简单的由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得出人民生活中所应当有的一系列的美丽的结论。斯大林时代实际上是奴隶社会和中世纪教会统治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的复辟（人权的丧失，对思想异端的镇压……）。”“苏联的很多错误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缩影。”[97]“五一九运动”中还有比《自由主义者宣言》更加尖锐的言论。陈奉孝指出了北京大学“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在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98]
相当一部分学生右派，虽然1957年时思想尚局限于修正主义，后来则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者。林昭便是“五一九”精神升华的一个杰出代表。陈奎德说：“研读林昭的作品，细考林昭的言行，其实，她的精神演变的脉络是很清晰的：她本来是一位左倾理想主义青年，经历五七之变，被毛氏卑劣阴谋所震撼，遂走上对中共体制怀疑之道。在炼狱的煎熬中，她苦思苦索，升华出了卓然芳华的自由思想，皈依了以身殉道的基督精神，获得了神圣性的精神救赎。”[99]“五一九运动”前夕，林昭在1957年３月１日出版的《红楼》第二期《编后记》里写道：“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100]此时，她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五一九运动”期间，她既在辩论会上为受围攻的张元勋说过话，也在十二名《红楼》编辑批评张元勋“反党”言论的公开信上签过名。但她最终还是被判定为“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几年后，林昭又升格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101]此时她坦承，自己曾是被“极权统治者”“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来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旧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对于曾经信仰过的“主义”，她已经没有任何的留恋：“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在她起草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中，提倡“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针对起诉书说她“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她批注：“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102]
四、维权者
如果说“右翼知识分子”要求调整政府构成和执政模式，修正主义者要求改变执政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主动右派”的第三种类型——维权者的着眼点则是维护人权（首先是人身权利，以及各项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反对执政党及其官员对于人权的肆意侵犯。
著名女作家丁玲，也曾是中共党内主管文艺政策的官员，她既不是“右翼知识分子”，也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一位左翼作家，直到晚年她的思想还是相当正统的。[103]她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头目”、“右派分子”，有着党内宗派斗争的复杂背景。但是，丁玲在1957年四处活动，为自己遭受的政治迫害而越级申诉、告状，要求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待遇，则属于一种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行为。原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在肃反运动中受“潘汉年案件”的牵连，被撤职下放到一所中学。他本人并没有像丁玲那样去告状，但他的妻子赵先给中央写了申诉信。结果信转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手里，赵先即被打成右派，送到长兴岛农场“劳动改造”。[104]在基层单位，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维护自身或他人和小团体的合理合法权益，而被视为向党组织“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
当时人们普遍关注和最为不满的，是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肃反运动中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肆意侵犯和践踏。著名新闻记者、教育家顾执中尖锐地指出：“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间，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105]广东省政协委员罗翼群向省统战部建议，成立一个由政协委员组成的检查机构，来一次全省大检查。他说他已经收到了几十封来信，“这些信有两类，一类是‘叫苦’的，请求安排工作和生活救济；一类是‘叫冤’的，提出有错应该纠正的，其中有些人已三番四次提出请求，没有解决，弄到失业，甚至妻离子散。”罗翼群担心报纸刊载他的文章，随意节录，有失原意，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南方日报》，要求全文照登。信中再次提议，政府从速成立专门机构，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案。他写道：“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被称为积极分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拷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中，确不少发生多少偏差案件。”[106]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说：“我认为这样的肃反，尽是冤案……文明国家，有冤案的赔偿规定，社会主义国家冤案就冤死了结。……要人民如何信仰？国家社会如何安定？”[107]
为胡风和其他受政治迫害者鸣冤，是“五一九运动”的焦点之一。王书瑶说：北京大学运动“第二个高潮就是物理系三年级的刘奇弟掀起的。刘奇弟的大字报的标题就是‘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分子，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这个标题本身就十分骇人听闻，1955年动员了那么大的舆论，由党中央亲自判他（政治上）有罪，1957年就有人跳出来为他翻案，这实在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108]刘奇弟写道：“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批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109]在此之前，刘奇弟还贴出大字报《白毛女伸冤》。“‘白毛女’是一个理科学生所能想到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典型，这里的‘伸冤’是一个‘比兴手法’。刘奇弟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曾被审查与批斗，以至传讯与拘留，拘押半载，竟是‘查无实据’，所织罪状不过是青年学生日常牢骚而已，故‘宽大处理，不予处分’。事情是本无罪行，受冤被捕，他的‘释放’，属于错捕后的恢复自由，谈什么‘宽大’云云，岂非狡辩！刘奇弟当然不满，于是以‘白毛女’自居申述冤情。”[110]同时，他也是为“1955年被‘肃’的‘几十个被禁的北大人’”讨公道。“他们被‘私设公堂，私人审讯’，伤害了身心。这就是‘肃反’后遗症。”[111]
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不仅对于胡风事件提出批评，还对于高饶事件提出质疑。冯元春认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还会是什么？”她的观点是，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117]华南工学院几个系组织了“自由论坛”，作为“大鸣大放”的阵地。一位学生登坛演讲：“有人说，只要斗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对人民也是有利的。难道我们能把国民党的唯心论‘宁错杀三千，不放走一个’的办法搬出来吗？”另一位学生在发言时说：“有人怪我们的大字报把肃反写得阴森森，但实际上，肃反就是阴森森的。肃反期中，有人自杀，有人半夜大叫大喊，有人喊打喊杀，同学没有自由，出入要排队，去广州要请假。有人说，为了打倒反革命，人民的权利可以少一点，但这是违反宪法的。”[118]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吴开斌等举办“民主论坛”，发起讨论“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吗？”“武大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吗？”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张贴的大字报上，贴了一帧肃反期间被逼迫跳楼自杀的生物系女生刘雪明的照片，并呼吁全体同学开追悼会，以慰亡灵。随后，二百多名同学出席了追悼会，在她的遗像前默哀三分钟。多人发言要求追查凶手，要求已调职原校党委书记回来还账。清华大学学生孙宝琮等人组织“庶民社”，油印散发《庶民报》，抨击当局“发动群众搞肃反是没人权，没宪法，没常伦”，并提议“以法律制栽肃反中真正的罪人”。匿名的“一个清华人”，在《我控诉、我抗议》中矛头直指“搞肃反”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大字报写道：“胡风那一条子构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状呢？还不是由你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们的身上！……这就是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啊，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面貌啊！”“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独裁者，你们已经是残暴成性了。”[119]
不仅民主党派和学生中的“主动右派”高度关切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普通民众中的“主动右派”同样重视这个问题。谢泳认为，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发表的《为胡风鸣不平》长篇演讲，“在当年为胡风案鸣不平的文章中，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以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现代法律精神”。“他的这个演讲，从常识理性出发，以现代法律精神为基本标准，遂条为胡风案辨护。……第一，他举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胡风没有反革命身份。第二，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国民党中宣部三厅厅长及大部分起义人员将同罹此罪。第三，与陈焯之关系仅为一般社会关系。不是反革命组织及工作关系。李昌明说：‘众所周知，周总理与蒋介石集团中多人往还，宋氏三龄见解各殊，均未认作反革命关系，何独胡风别有看待。’第四，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诋毁、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辞汇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所用语词亦尖锐之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颇。第五，从法律观点看，胡风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国家有形的损害。李昌明说：‘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的斯密斯法（Law of Smith）对国内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的迫害均未在学术领域或文艺范围内引用，也未有这种事实。’”[120]
在基层单位，普通民众的人权不仅在政治运动中受到非法侵犯，而且也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共产党官僚的任意践踏。在整风期间，控诉党员干部的胡作非为、欺男霸女，是一些地方大字报的重要内容。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江凤英等二十二名学生贴出的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内容是说校人事科长利用职权，威胁利诱并施，奸污女助教、女学生，而校党委熟视无睹，千方百计包庇，任其“在我们新中国神圣的高等学府中为非作歹”。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鸣放”的主题，是该所办公室主任两年前强奸了其家中女佣，所党支部不依法行事，却只召开党内会议，给了该主任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了事，办公室主任的官还可照当，而且替他保密，不让党外群众知道。“鸣放中，群众得知此事，便贴出无数大字报，将批评矛头对准了包庇罪犯的党支部。”[121]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老工程师戴占奎指出：“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旧有的优良传统给毁弃了”。[122]
在“鸣放”中，人们不仅要求同罪同罚，而且要求同工同酬。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说：“党教育党员，‘吃苦在前，得利在后。’但有不少党员却在升级、加薪和福利等方面‘得利在前，吃苦在后。’”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黄药眠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党员一年可以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地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王文了解内情，他写了一篇《两种工资》，指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名义工资”之外还有“实际工资”：“房租低于市价十倍的小公馆，为私人和家庭服务的厨师和公务员配备齐全的家具、设备，私用小汽车的汽油，各种免费戏票。这些额外享受，往往高过他的薪金二三倍，而且，这些薪金以外的额外享受，还到处得到制度的保障。”[123]大学生们则要求“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钱如平在大字报中主张：“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124]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位科学家在《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持与他们相同主张，指出：“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这件事被认为是民盟与中共争夺青年人，被官方媒体宣布为“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125]
1954年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然而，凡是在1957年尝试兑现这些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人，统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江苏省一些青年作家翻译家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曾华等在1957年6月初发起组织《探求者》文学月刊社，他们不过是有此意愿，并没有成为事实，就因为反右派斗争而中止。他们草拟的《启事》称：要“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就是我们的主张。”显然，他们与“右翼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者都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想办一个同人文学刊物。结果是：“高晓声、陈椿年、梅汝恺、曾华被划为右派分子，陆文夫、方之、叶至诚的处境比右派分子也好不了多少。”[126]贵州人民出版社钱革等七名编辑，筹划办一个名为《文学青年》的杂志，与官办的期刊《山花》唱对台戏，全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积极筹备出版反动刊物”。青海省文联、青海日报二十余人提议改组《青海湖》杂志，或者自筹资金另办《夜莺之友》，全都成为右派，撒拉族青年韩秋夫为此蹲了二十三年大牢。新湖南报编辑唐荫孙联络钟叔河等四名编辑，谈了办同人报纸的一些打算，并无任何行动，却也够“共同密谋开办同人报”之罪了，五个人都成了右派。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主张“成立出版协会，作为出版界群众性的组织，也就是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更是罪加一等。允许办同仁刊物，允许党外人士办报，是毛泽东自己放出来的风，周扬、谭震林等高级官员还向下边传达过，著名影评家钟惦棐被打成右派后不服，说“怎么他说了可以，我说了就不行？”他还不明白，这就是毛泽东的强盗逻辑。
宪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然而，在1952年以后的“院系调整”中，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要从根拔掉”。各大学的相关院系被强令解散，全国法律院校从三十六所减为八所；课程体系“全盘苏化”，武汉大学法律系八名教授，都被取消了教书的资格。杨兆龙 教授有哈佛大学、柏林大学两个法学博士学位，1948年任最高法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中国刑法学会会长，1950年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学院并入复旦大学，校方说他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拒绝聘用，幸亏他懂俄语，才安排他教点课，未沦至失业的地步。南京大学原法律系教授祝修爵也不得不改教俄语。他在“鸣放”中忿忿地说：“这真是我一生以来精神上最大的打击，最痛苦最耻辱的事！我看共产党处理问题太主观、太武断，不讲理，前后反覆无常。”原政治系教授王辉明说：“解放后，高等学校的变化很大，但没有学语文的去教化学，而我们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的人却你到图书馆，他到参事室；你在教美术，他在教俄文……已经五年了。”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说：“国际法科学在中国已经中断了七年，这是由于对法律科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的结果。”他呼吁赶快让国际法 教授们恢复教职。[127]
上述有课可教的法律系、政治系教授命运还不算太差，至少要比前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景汉好得多。“一九五二年起，所有社会学教授都失业了。李 教授便如一名小工般被驱使，这学期做机械学教员助手，下学期做纺织教员的助手，再下学期又换过学校做教劳动保险的教员的助手。到了学期未了，工作又没了。”[128]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陶孟和针对这种情况说：“阻碍高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过去执行政策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向，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也伤害了一批人。”“如政治、法律、社会学、英文的 教授成了无业的人”，“社会科学这一门科学等于连根都拔掉了”。[129]1957年4月10日 ，“院系调整”后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 教授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在《新建设》社召开的关于社会学的座谈会上提出了重新设立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的主张。后来他在一份书面交代中说，“在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之后，恢复旧社会学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我是第一个人提出社会学在中国是否还有地位这一问题的。” 6月9日 ，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开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推陈达为主任，提出要团结和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成立社会学会。所有这些，就被指摘为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活动。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9月18日 召开的座谈会上批判说：“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等等，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只能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居然公开要求我们改变这种态度，并且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辱骂、污蔑和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的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他接着批判道：“关于资产阶级右派所谓‘恢复’旧社会学的问题，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费孝通2月20日 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费孝通表示，‘社会学’这块牌子是否恢复，他并不重视，他所真正关心的是要在实际上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来进行‘社会调查’，来‘研究’‘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阶级消灭后的人和人的政治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与‘人事管理制度’等等问题。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充分表明了主张‘恢复’社会学的真正用意，这种主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合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130]学者们争取科学研究自由的呼吁，被披着“学者”外衣的“党棍”上纲上线到“复辟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度。
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对于一大批表演艺术家来说，他们要争取的不仅是“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而且是“劳动的权利”。戏剧家吴祖光在接受《戏剧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许多应当属于国家宝贝的优秀前辈艺术家，在这样悠长的岁月里，就是因此被剥夺了在舞台上生存的权利，穷愁潦倒，老泪纵横。”吴祖光提到的被剥夺了演戏权的老演员中有一位在北京曾颇有名的筱翠花（本名于连泉），他把《人民日报》的记者请到家中说：“请你把我的心里话在报上也登一登吧：我要唱戏！我知道这几年观众很想念我，我更想念他们……一个演员，不让他演戏，比死还痛苦。从九岁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这五年闭门在家，心情实在是痛苦之至。”这篇谈话被冠以《筱翠花说：“我要唱戏！”北京市文化局竟置之不理》的标题，登上了《人民日报》。[131]
在一些单位，争取小团体的正当权益，酿成了群体性的事件。清华大学在“鸣放”期间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求“理工合校”的签名运动。该校工程物理系“物八”班一小半学生成为右派，比例为全校之冠。原因是该班成立了一个“理工合校工作组”，在全校征集签名。[132]他们在6月1日晚 找到副校长钱伟长，钱对他们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把理工分了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甚至说我有反党情绪，要我做检讨。……我是不做检讨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学院合并到人民大学去，而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不过北大的领导上有些是不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就是我的老师，你们搞好一些。”这时，有学生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问：有多少人？有人回答说有六百多人。钱说：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签名的名单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133]这个事件成为“钱伟长案”的主要罪证之一，而“钱伟长案”则是清华大学反右派斗争的“第一大案”。[134]
在“全盘苏化”时期，有许多学校把外语从英语改为俄语，学俄语的人很吃香，苏共二十大以后，风向开始有所转变。北京俄语学院学生听闻“许多苏联专家要回国，俄语人才将过剩，许多俄语毕业班同学将分配不出去……”。三年级学生主办的大字报刊物《破冰船》的编委专访学院党委，获得证实，于是全校轰动。编委们骑车进城，向高教部长杨秀峰表达意见。杨亲去学校亦未能制止骚动。杨离去当夜，各班选代表，第二天赴国务院，欲向周恩来总理请愿。由于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出面与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学生未再闹事。但那些学生代表后来都被打成右派。[135]
四川农学院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是迁校。1956年，原西康省并入四川省，在省会雅安市留下一大片办公房，为了把这部分房子利用起来，四川省委决定把四川大学农学院从成都迁到雅安。因为雅安与成都无论气候、环境、地理等因素差距甚大，在成都外东狮子山培植起来的稻谷良种、树苗、奶牛都不适宜“天无三日晴”雅安的低溫气候。所以院长杨志农和归囯 教授夏定友等竭力反对，先后向省委和中央负责人作过多次书面和口头反映，但未得到妥善解决，仍坚定不移地迁往雅安。不足一年，那些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水稻良种、树苗、奶牛等，均先后变态和死去，使得农学院的教授、教师、学生们心疼万分，人人义愤填膺，憋着一肚子气，等待时机爆发。到了1957年“整风鸣放”，这件迁校大亊自然成了四川农学院的焦点，不论在省市各种座谈会都被提出来，在校园里更是学生“鸣放”的主题，成千上万张的大字报都质问省市委：迁校的根据是什么？是从几间空房考虑，还是从科学权衡，利弊得失谁轻谁重？但是官方不作回荅，只一个劲的压制，致使教授、教师、学生联合起来组成请愿团上成都向省委请愿。中共四川省委将这件事定调为“反革命暴乱事件”，雅安地市委奉命组织上千工人、农民，拿着锄头、棍棒，冲进学校，撕去所有大字报，并殴打反抗的师生，先后逮捕、判刑、劳教、开除的教授、教师、学生近百人。[136]西安交通大学的一部分学生，也因为不满学校1955年从上海内迁西安，在“鸣放”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迁回上海去。有些学生在深夜里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迫使学校停课一周。参与闹事的人后来多被划为右派分子。[137]
宪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但是在事实上，共产党政权并不能保证公民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有八百多学生参加的“闹事”，就是由此引发的。这一年暑期，该校初中有九个班459人毕业。1957年4月8日 《人民日报》社论宣告：“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6月12日 ，一位教师向初中毕业班透露，“今年招生很少，二十个人中取个把”。“学生一听，便哄了起来”，“顿时在三年级九个班都贴出了罢课的标语”，“把高中一年级第三班学生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也哄出来了”。“有些教员也写出标语：‘支持你们的正义行动！’‘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来，学生的劲头更大了。”一下子就涌上了街头。学生游行到县人民委员会后，“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公布招生比例；二、全国统一招生；三、城乡招生比例一致。”第二天，又发生了学生打砸县委会，“准备冲进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县委会组织工人打学生的真相’”的事件。这一学潮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138]汉阳县第一中学副校长王建国因向县委要求释放学生，被定为“反革命暴乱”首犯；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平时有爱眨眼的习惯，他在批斗王建国的会上也一个劲眨眼，被认为是向王建国传递消息，就成了王建国的“同伙”；武汉民盟的杨焕尧曾来过汉阳一中发展盟员，正好可以通过他将这起“小匈牙利事件”与湖北民盟主委马哲民联系起来，于是他也成为“反革命暴乱”的策划人之一。在9月6日 的万人宣判大会上，当场处决了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三人，九位教师和一名学生被判处两至十五年徒刑，另有三个教师被定为“坏分子”，还有三个被劳动教养，十一名教师和十九名县政府干部受到处分，三十三个学生被开除学籍。[139]
共产党号称自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它决不允许“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权益，“人民”只能等待“大救星”为其“谋幸福”，然后感恩戴德，山呼“万岁”。钱伟长在“六六六”会议上说：“上个星期蒋校长（南翔）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费孝通激动地接着说：“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140]抱着这样一种“党天下”和“知识分子衣食父母”的心态，中共领导人自然会把维权者视为威胁自己政治垄断地位的“挑战者”。
五、继承与超越
我在不久前曾指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是多元的，包括三股主要的力量。其一是体制外的狭义“民运”力量，其二是体制内外的“维权”力量，其三是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狭义“民运”力量有明确和公开的政治诉求：以宪政民主体制取代极权专政体制。“维权”力量以人权、群体利益和个人权益为直接诉求。共产党号称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不允许有任何人来与之分享“维权”的责任与荣誉。“维权”力量挺身而出，就会与执政者发生正面对抗。如果“维权”取得一个个的具体成果，实际上就是在逐步瓦解共产党的一元化统治方式。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只有一些隐晦的政治表达，有些人甚至是在“韬光养晦”，但他们以各种方式默默地为民主化作出贡献，并为民主化的突破积蓄各种资源。因此，这三股力量都是广义的“民运”力量。[141]人们不难发现，从1957年“主动右派”中可以找到当前中国多元民主化力量的萌芽。
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右翼知识分子”，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宪政民主力量在大陆的孑遗。但是到1957年的时候，他们的思想锋芒已经明显钝化，他们的政治骨气也已经严重缺钙。他们的理论根基——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被完全取缔；他们的政治组织——各民主党派——被中共玩弄于股掌：经费由统战部派发，关键岗位安排的尽是双重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反右运动前，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作为体制内的高官，无论说话做事都在逐渐被中共所同化。被打成右派头子，免去部长职务后，章罗沦为体制外人士，他们的思想才重新靠拢宪政民主的理念。
1947年以前和1957年以后的章伯钧和罗隆基，都可以成为民主在中国的本土资源，而中间这十年，则是他们思想演化进程中的一个低谷。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在1957年要求民主党派与中共“分庭抗礼”，是远远不够的；“轮流坐庄”、“取而代之”，才是宪政民主的真谛。胡适指出：“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是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142]有没有反对党（在野党），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能不能“和平的转移政权”，这是检验现代民主政体的试金石。如果现在所谓的“民主党派”甘于“参政党”（即中共“政治附庸”和“政治花瓶”）的地位，中国就必须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即旨在通过竞争性选举上台执政的在野党）。
在1957年的“主动右派”中，曾有过建立反对党以及“轮流执政”的议论和行动。天津市一位中学教师黄心平说：“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求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便可以刺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人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组织部干事韩克才也主张“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另一位明确主张“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是河南省洛阳市九三学社的梁中康。四川重庆西南农学院 教授李友霖在该校的座谈会上亦公开表示：“共产党中央不改变政策（的话），我就拥护第三党
出来执政。”[143]本文前面已经提到过，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生郑瑞超在匿名小字报中自称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徐璋本更是公开宣布要组建“劳动党”并征集党员。
在“鸣放”期间，徐璋本就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采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利己和利他）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人类的指导思想”。能真正作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指导哲学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国的大同人道精神和“爱和恕”的平易人伦哲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义中以爱和恕为基础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诣是释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脱：“无我无他”“同生同灭”“同不生同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完美辩证的“人天一体观”。[144]徐璋本在中共发起反右运动一个月后，仍然顶风而上，于7月8日 向校刊《新清华》投寄了《登记启示》、《劳动党发起宣言》、《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要求发表。他在《登记启示》中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组织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劳动党发起宣言》里提出的党的纲领的主旨，是走印度尼赫鲁的中立路线，“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及和平共处”，“使人类社会向着共同理想的大同公有公享社会顺利地和平地迈进”。《新清华》的批判文章称：“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纲领，徐璋本公然明目张胆地积极进行反动活动，他居然狂妄地‘动员’共产党员张维、王英杰等教授退出共产党而参加他的‘党’，并妄想拉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 教授签名支持他的反动宣言。8月4日 ，他还到王明贞 教授家趁几位归国教师李恒德、王明贞等 教授在座，又大肆煽动；李恒德副教授走后，徐又企图强拉其他人充当所谓‘劳动党’的发起人。”最终，徐璋本成为清华大学右派中仅有的两个被逮捕判刑的人当中的一个（另一人是组织“庶民社”的孙宝琮）。[145]
另有一些右派分子，在1957年的时候并没有打算与中共决裂，而是在1957年之后才走上了“组党”之路。譬如刘凤祥，是在湖南农民报编委任上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他当时可能只是一名边缘性的“主动右派”。1957年9月9日 《新湖南报》三版头条刊出一篇《湖南农民报挖出右派分子，刘凤翔反党阴谋彻底败露》，历数了他的“罪状”：第一件事是由他经手“所发揭露性的批评稿件，虽总编室压下一些，但见报的仍然多于表扬”，这就是“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第二件事，是“他多次向别人推荐中国青年报右派分子刘宾雁写的攻击和诬蔑党报的《本报内部消息》，并与编辑部一同志商量，要以湖南农民报为题材，继刘宾雁之后，写《本报内部消息续编》。”第三件事，是向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写了一封要求调动工作的信，“对党的组织人事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146]刘凤祥后来对一同关在湖南省建新农场的杨小凯说：“中国现代史上的很多悲剧起源于一九五七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他自己政治觉悟和政治行为的新起点。杨小凯认为：刘凤祥“是他们那一代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一九六七年十月，他的确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他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了一些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迫害右派的党内文件。他与他的右派朋友们把这些文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并动员所有右派起来闹翻案。他们认为省无联是政治倾向与他们最接近的政治组织，于是决定支持省无联。他曾与省无联的头头张玉纲谈过多次，宣传他的政治观点，并提醒张玉纲注意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为了让市民知道右派的观点，他还让右派朋友们把彭德怀一九五九年批评毛泽东的‘万言书’抄成大字报，以‘反面教材’的名义贴在大街上。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那段时间，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方的小报，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的报纸为长沙有名的右派杨美南翻案就是一个例子。”再次被捕后，刘凤祥在劳改期间参与组织了“中国劳动党”，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与雷特超等四人以组织反革命组织的罪名被执行死刑。据杨小凯回忆，在建新农场三大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因主张以地下政党活动方式发动新的革命推翻共产党而被判刑的”。除了与刘凤祥、侯湘风、郭中柱等人有关的“中国劳动党”，还有湘潭水泥厂工人“小马”等人参与的另外的劳动党。“劳动党的意识形态是亲苏联而反对中共的左的路线”，“他们相信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比毛式的社会主义好”。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粟异邦等人组织了“中国民主党”，“他们的意识形态却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些地下政党的意识形态虽然不同，却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头头大多是右派分子”。[147]
刘凤祥等人的觉悟和勇气值得后人敬佩，但他们一方面意识到“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要搞地下政党活动而不被破获，几乎是不可能的”，“对这种政党活动的可行性持完全否定的看法”，[148]一方面又在“强烈的冲动”下铤而走险，效仿中共当年组党的一套做法，这是不可取的。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由政治反对派向反对党的发展，要伴随市民社会与国民运动的成长，要具备适当的环境和条件，不能拔苗助长。我在十二年前曾指出：反对派在现阶段首先是一种政治属性概念而不是一种组织概念。不要象共产党那样迷信组织并把它神秘化。“组织要在社会共识和社会潮流的基础上形成，需要有信仰、纲领、领袖、人际关系网若干要素集合而成。只有当理性、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感到非有组织不可并且外部条件也适合时，建立民主政治党派才是必要的，届时水到渠成，也就不是什么难事。”[149]
在民主化转型突破之前，能够投身狭义“民运”与专制极权正面抗争的战士毕竟是很少的，但可以有更多的各界人士参加到维权活动中来。在毛泽东“全面专政”年代，维权活动被视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受到残酷的打压，上述“主动右派”中“维权者”的遭遇就是一个明证。而在“后极权社会”中，维权活动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并有可能取得某些局部性的改善，前不久发生的“八种禁书事件”和“重庆钉子户事件”，都可以作为例证。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做法是把狭义“民运”与维权活动区分开来，而不是把它们捆绑在一起。据《人民日报》1957年8月8日 报道，在前述汉阳县第一中学的学生游行时，有人“贴出和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回来’”的口号。[150]这就是把政治反对活动和公民维权活动混淆了起来，遮蔽和冲淡了要求“公平的受教育权”（“全国统一招生”、“城乡招生比例一致”）的维权目标。陈永苗指出：从文革以来，两种法治革命兴起：一种是维权运动，一种是诉诸于宪法和自然法的违宪审查。维权运动是一种自我限制的宪政化革命。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的时候，不要轻易抛弃宪法。对宪法进行阐释，以找出对抗的法理依据，是一种妥当的办法。[151]
在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中，虽然不乏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从内部爆破、裂解共产党的革命者，但是多数还是慈悲为怀的唐僧——从内部和平演变，对共产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修正主义者。1957年“主动右派”中的修正主义者，大多信奉的是赫鲁晓夫—铁托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虽然赫鲁晓夫—铁托主义提出了“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工人自治”、“物质刺激”……，但并没有超越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和陈云所说的“鸟笼子”计划经济。现在体制内的修正主义者，则已经前进到（也可以说是后退到）伯恩斯坦—考茨基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这在国际共运史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路线的倒退，而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则是一种知识的进步。
李锐在接受笑蜀采访时说，在1980年代之前，没有读过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伯恩斯坦的书，“考茨基的书也没接触，只知道列宁写过一本书：《无产阶级的叛徒考茨基》”。“80年代以后，开始有国际视野，关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关注社会民主主义，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经过长期的思考，李锐的结论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在我看来，它并不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和内容，因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追求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普世规律。我们不能设想能够有一种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社会主义。甚至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分水岭：只要不实行民主主义，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就是假的。”“我现在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过得好一点，共同富裕，生活有保障；社会生活讲平等与公正，人权有保障；真正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152]
谢韬最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正统问题。他说：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所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谢韬认为，反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才能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障碍。[153]
事实上，体制内的修正主义者还可以再向前迈一步，不必和“左倾修正主义”纠缠谁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所属政党，在20世纪上半叶还是尊奉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到了下半叶就完全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酝酿，制定了新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纲领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以“自由、公正、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三项基本价值，称“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种符合这些道德观念的生活秩序”。这就彻底切断了该党在世界观和理论方面形式上仍保留着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摈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及其“历史必然性”的信仰的残余。德国社会民主党1986年《纽伦堡纲领》重申：“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和互助，是我们估量政治现实的准绳，是衡量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行动的指南。”根据该党《1975年至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的解释，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公正是“在社会中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互助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同舟共济”、“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和人类友爱的意义”。[154] 英国工党领导人布莱尔在“伦理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布莱尔在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就经常用“社会—主义”（Social-ism）来代替。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学说。”[155]他说：“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156]布莱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修正，是当代的修正主义。中共只有转变为现今发达国家中“社会党—工党”类型的政党，才有机会在未来的宪政平台上扮演新的政治角色。
五十年过去了，1957年各类“主动右派”的思想遗产，仍然对于我们具有启示意义；他们的探索精神和抗争勇气，仍然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国民主化而不懈奋斗。
2007.3.9-4.8
[3]“六条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393页。）
[4]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的关键人物陈奉孝写道：“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学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我知道你们会用捏造和无穷的推论的方法给我制造罪名的，对于这些，我都愿意承担，我只是希望你们不必再折磨那么多无辜的人”。（陈奉孝：《如此伎俩》，载牛汉等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218页。）
[5]许良英在《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纪念反右40周年》中写道：就在我沉迷于鸣放的热潮时，做梦也想不到，6月8日 突然变了天。一个多月来天天以大量版面报道各地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各种尖锐批评意见的《人民日报》，这一天完全变了脸，从社论到第8版，摆开了对那些批评意见进行全面反击的凶狠架势。……我怒不可遏，认为这会使党失信于人民，很可能是那些反对鸣放的干部（毛泽东说过，有90%的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背着毛泽东干的，于是就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党员自居，公开反对反右派斗争。在随后召开的两次党员骨干会议上，我都第一个发言，把不满情绪全盘倒了出来，认为《人民日报》的突然变脸，既失信于人民，也是不道德的，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鸣放是我们动员他们放的，而且反复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可以言而无信，把提意见的人当作敌人？……由于我公开反对反右运动，我成了科学院第一个右派，8月1日 科学院借北大礼堂召开第一次全院性批判大会，主要是批判我。《人民日报》于7月29日 和8月3日 一再刊出批判我的报道。经过连续一个月的大会小会批判，结果我被定为“极右分子”，回老家（浙江临海农村）当了20年农民，靠劳动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
[6]喻权域是“被动右派”中“假右派”的典型人物。他作为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曾在1956年11月按照当时中共中央“反冒进”精神采写了《风调雨顺的崇宁县为什么水稻会减产﹖》一文，因而在运动中被本单位圈定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后，先后担任新华社《半月谈》主编、《经济参考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他在1990年代成为“老左”派的头面人物。
[15]中共中央当天发出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对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生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16]毛泽东在1957年4月中共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说：“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转引自丁抒：《阳谋 反右派运动始末》，香港：开放杂志社，2006年版，97页。）赵紫阳曾说：“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柳萌：《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特大刽子手！》，载“博讯”网站。）
[18]更准确地说，中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1949年之后先是向左倾斜，在“三反”“五反”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肃反运动后又向右漂移，但仍然没有回到原先的位置。譬如说，1948年10月，罗隆基以民盟留沪中委的名义，“写了一个向中共的建议书，主要内容为：1.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2.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3.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4.在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转引自朱正：《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载“华夏文摘增刊”，第五二八期。）在1957年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所谓“右派”观点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19]李维汉晚年回忆时仍说：“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833-834页。）
[20]毛泽东称：“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35页。）
[45] 1957年6月6日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秘书长胡愈之，办公厅主任叶笃义，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等邀请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教授开会，讨论首都各高等院校鸣放情况。被官方媒体称为“六六六会议”或“六六六事件”，比喻为那个年代毒性最强的一种杀虫剂。
[77]刘建安写道：“1998年，周大觉老师在中国民主党湖南省党部筹备组‘公开申请书’中签名，此后不久经人介绍认识了他老先生。他长我20岁。他的《二十五年炼狱》的稿件，我看过前一稿，现在是他的定稿。我感觉到，他真是‘大觉’──先知先觉，岂不为大觉？他是右派乎？他是左派！他比1957年中共还要左！他主张巴黎公社的模式，并以此衡量，认为‘苏联已经形成了新阶级，中国正在形成新阶级，南斯拉夫没有形成新阶级’，主张工人集体管理，反对中央集权，主张领导者拿工人的平均工资。他的‘新阶级论’可以说是一种‘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读陈述征诗稿集〈离乱余音．农场记实〉、周大觉〈二十五年炼狱〉有感》，载网刊“民主论坛”
2006年2月4日 ）。陈奉孝回忆：“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载“中国读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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