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后极权政权的恐惧

2012年5月6日 星期日

许知远：后极权政权的恐惧

北京正充斥着对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猜测，薄熙来的丑闻四处流传。一切在发生变化，一切又似乎毫无变化。

在此刻的中国社会，我强烈地感到托克维尔对当年法国社会的感慨——人们不是热爱自由，人们只是憎恨主子。这仍是一种奴隶哲学。而一个弥漫着奴隶哲学的民族，怎样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目前中国不再如极权社会那样残酷，但处于惊人的平庸中，不关心精神生活。

　　他们去世的消息相继传来，激起的效果却截然不同。人们热烈地谈论金正日这个残忍、荒诞的暴君，却对哈维尔吝于言词，他比任何人都清晰与锐利刺破了后极权社会的迷雾。

这是五个月前的事了，我记得自己当初的失语。在表面上，这现象值得理解。谈论蠢行是容易的，它令你轻易地站在道德与知识上的制高点，人人都可以嘲笑与诅咒“金家王朝”，它充满快感、政治正确，不需要道德与情感上介入。而探讨哈维尔，就意味着你要理解崇高，理解一整套哲学背景，它还让你觉得自己生活的卑微。

　　一种极度私利化物质化的欲望激发出来

　　这或许也象征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状态，它处于一个不折不扣的“后极权社会”。这个社会不再如极权社会那样残酷，每个人都处于冰封状态，被虚假的理想主义欺骗。但它处于一种惊人的平庸中，狂热的理想已然散去，人们怀疑一切崇高，因为精神性的东西被否定，人们转而成为物质的俘虏。而在一个物化的社会，所有的精神活动必然转化成娱乐。很显然，金正日的娱乐价值比哈维尔多得多。

　　这是人性的弱点，人们总跟随人群，总趋利避害，总期望别人付出牺牲，自己搭载便车，也总安于某种惰性。在很大程度上，极权主义正建立于这种惰性与盲从。它许诺你一个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告诉你明确的历史进程，它通过一次次规模宏大的活动让你置身集体中，忘记个体的孤单，它还通过无尽的运动与清洗，让你充满恐惧——害怕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成为异端。于是，所有的个性都退隐了，每个人隐藏自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上的平常齿轮。

接着，机器松动了，齿轮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集体主义失去光彩，恐惧也减弱了，长久被压抑的欲望苏醒了。但这幻灭感，这恐惧的印记却促成了某种畸变——所有对高尚的、公共的、精神的生活的渴望沉睡了，一种极度私利化、物质化的欲望则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

　　中国仍是一个看客式的国家

　　很多人赞美过这种欲望的觉醒，认定它是个人主义的先声。他们也赞同政治上的消费主义，相信它是对所有极权的解构，似乎当你嘲笑了权力，权力也就瓦解了。

　　但我却感到隐隐的不安。我从不相信，一个不关心精神生活，只在乎现实利益的人群能塑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也不相信解嘲真的能瓦解权力。

　　倘若哈维尔说的没错，一个后极权政权最恐惧的是诚实，诚实将摧毁谎言，让政治机器无法运转。而能重建这个被损害的社会的力量是新的价值与意义。沉浸在荒诞中的人们是没有力量改变的，而新的价值与意义能给人带来力量。

　　而这两者的前提则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源于一个人对自身身份的自觉，这需要他在历史、社会方面有着广泛与深入的了解，知道个体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联。它同时需要你愿意为自己信奉的价值付出代价，你不仅谈论它，还实践它。

　　在此刻的中国社会，我强烈地感到托克维尔对当年法国社会的感慨——人们不是热爱自由，人们只是憎恨主子。这仍是一种奴隶哲学。而一个弥漫着奴隶哲学的民族，怎样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这是不是陷入了一种悖论。倘若你不改变政治制度，怎样培育出公民文化、个体精神，但如果没有个人精神的改变，所有的制度变化又只会是表层的。

　　北京正充斥着对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猜测，薄熙来的丑闻四处流传。一切在发生变化，一切又似乎毫无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仍是一个看客式的国家，人们忙于嘲弄、诅咒别人，把责任寄望于更大的历史变化，而自己不准备付出任何代价。这代价不是让你上街抗议，呼喊人权与民主，而是一些细微的做法：你要关注精神生活，你要尽量拒绝谎言，你要谈论哈维尔，而不仅仅是金正日，你要阅读，而不是看那些愚蠢的连续剧，你要参加社区活动，要增加艺术修养。

健康的公民社会不仅要抵制政治权力压迫，也要抗击消费与娱乐的侵袭。那些被弱化成消费动物与滑稽者的人们，是无力改变时代的。

　　（中国媒体人／评论家）